再次是在金石材料方面，罗振玉旅日期间迫于生计，忍痛出让了部分古器及书画，但 同时又搜求到更多的金石古器。以金器而言，其间以私藏先后编印了《梦草堂吉金 图》、《殷墟古器物图录》、《秦金石刻辞》和《殷文存》等。再以石器而言，罗氏身 在异国仍托人以邮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并把所得墓志按地域编印了《恒农冢墓遗文》 、《芒洛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 吴下冢墓遗文》、《三韩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又把其它石刻资料编成《 汉晋石刻书墨影》、《金泥石屑》、《两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录》、《西陲石 刻后录》、《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海外贞珉录》、《汉晋石刻墨影》、《 龙泓洞造像题名》等书，精印刊布。此外，罗氏还编印了《赫连泉馆古印存》、《赫连 泉馆古印续存》、《隋唐官印集存》、《罄宝所藏玺印》、《齐鲁封泥集存》、《历代 符牌图录》、《历代符牌后录》、《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石鼓文辨》、《恒农砖 录》、《砖志征存》、《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明朝钞币图录》、《古镜 图录》、《古镜铭集》、《墨林星凤》、《高昌壁画》、《二十家仕女画存》和《古器 物范图录》等玺印、封泥、符牌、瓦当、石鼓、古砖、泉币、古俑、古镜、壁画等古器 物专书，均以珂罗版精印，一问世即风行国内外，为金石考古开创了许多新领域。
    再次是在汉晋木简方面。早在1908年，英人斯坦因就在我国新疆、甘肃两省窃得当地 出土汉晋简牍千余片，运回本国，嗣后邀请法国学者沙畹教授考证。罗振玉以私人关系 得到沙畹教授的汇编考释，乃知其中所记“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 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 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罗振玉：《流沙坠简·序》），于是在1913年即与王国 维分别整理，次年编成《流沙坠简》三卷，并各为《考释》，不但向学术界公布了这一 重大历史发现，且为后世简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后，鲁迅先生曾购读，并赞叹如此 才称得上真正的整理古籍。
    最后是在印布文献方面。罗振玉利用日本京都小林氏比较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以 私人有限的财力，倾其所有，大量印制从搜罗到的殷墟甲骨、敦煌文献、金石刻辞和汉 晋木简等新鲜文献资料中陆续编撰的多种书籍，大量印制他网罗到的清儒未刊手稿、唐 宋元明孤本和善本等珍贵的书籍，大量印制他本人的极为宏富的著作。罗氏不但在京都 印书，同时还在杭州丁仁（辅之）所办的仿宋聚珍书局排印出版了许多种佚书。他还通过 日本学者影印了小川简斋氏所藏《智永千字文真迹》，以及日本内府藏王羲之《摹本孔 侍中帖》和日本光明皇后藤三娘所临《乐毅论》等真迹。对此，王国维在《雪堂校刊群 书叙录》序言中曾说：“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辛 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 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 巨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璜之款式， 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罗氏印布的书籍数 量大、水平高，给国内外学术界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
    1919年（54岁）至1931年（66岁）为回国甘当清朝遗老的时期。当罗振玉打定回国的主意 之际，日本友人诚恳挽留，并表示要在吉田山为之修筑精舍，按月供给生活费用。罗氏 一概辞谢，他希望能在先皇崇陵侧卜宅而居，守墓终老。还将净土寺町寓宅捐于京都文 科大学，委托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两位博士办理以售房之资出版《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 唐抄本丛书》，遂登归程。
    罗振玉返国后所愿未遂，乃筑屋寓居天津嘉乐里。蔡元培邀就北京大学考古学讲席， 罗氏以数千言长篇《答书》坚谢之，他在感情上尚留恋紫禁城内的小朝廷，愿为旧主溥 仪效劳。同时，组织“东方学会”，提倡保存传统文化。1920年至1921年，他主持北京 城内旗人的赈灾事务，为此还召集商股设立东华银行，又在天津开设博爱工厂。1922年 12月初溥仪大婚，罗氏入贺，获召见，溥仪赏赐“贞心古松”匾额，并准其“遇事上陈 ”，罗氏感激殊遇，乃以贞松老人自号。1924年8月4日应召入值南书房，溥仪“赐对” 、“赐餐”，命与袁励准（珏生）、王国维等一起检点宁寿宫、养心殿的藏器和陈设。同 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罗氏奔波“救驾”，曾说服段祺瑞通电反对逼宫 。1925年2月23日，罗氏父子扈从逊帝溥仪秘密离京赴津，在日租界张园设“行在”， 罗氏受命“帮办留京善后事宜及天津临时交派事件”，但事态多变，继被溥仪委为顾问 。1928年10月18日溥仪致罗氏一件长达300字的亲笔手谕（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废帝溥仪档》），称赞他“实先行而后言”，“忠义奋发，力图进取”，“苦心孤诣 ，备尽艰辛，时值厄运，忠贞愈坚，毁家纾难，实为仅见”，又赏赐“言泉文律”匾额 ，令罗氏感动得落泪。不过，他在溥仪的小朝廷里，受同列排挤，在天津长期靠边站， 却无怨无悔。同年，罗氏在天津开办的贻安堂和博爱工厂均歇业，遂举家迁居旅顺。19 30年2月，罗氏赴津为逊帝祝寿，溥仪又赏赐“研精绨帙”匾额。193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罗氏怀着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磋商并参与劝说溥仪 出关。
    我们可以说，罗振玉在这一时期站在封建立场上，积极参与了溥仪的复辟活动，这是 我们必须予以否定的。虽然罗振玉那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较多，且年过花甲，却未 曾中断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继续取得了重大成果，而这又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经罗振玉呼吁抢救才得免于焚毁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入藏历史博物馆之后，又于1921 年因经费拮据再次被剔出15万斤（装9000麻袋），以银币4000元之价卖给故纸商，将回炉 造还魂纸。罗氏闻讯，即以三倍高价举债购回，并自1924年开始自任检理，先成《史料 丛刊初编》，本拟持续编刊，唯限个人力量难终其事。1924年罗氏于敦煌文献中选取唐 代民间文学作品7种编为《敦煌零拾》，继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5年选出1 7种文献编为《敦煌石室碎金》，1928年又有《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 版，继续刊布敦煌文化遗产。在金石研究方面也广有收获，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国古 金器专门编了一本《海外吉金图》，1923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另有《附说》1 卷），1930年以未见前人著录的私藏金文编成《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次年又成《补 遗》3卷。至于其它文字方面，1923年编成《凝清室古官印存》，1925年又荟萃古玺印 而成《玺印姓氏征》一书，1927年编成《西夏官印集存》。在传古印布文物古籍方面又 不辞辛苦地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绩。正如罗继祖教授所说，以印布敦煌文献而言 ，不但当年曾任封疆大吏的端方感叹力不能逮，连声名显赫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怕赔钱而 未出一纸，雪堂公却能从学术效益着眼，以一人之力任之，其境界之高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