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又以不太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给研究工作增添了困难。甘地并不否认，他未能使自己的主张理论化、系统化--“有人建议我起草一份非暴力抵抗的科学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能力所能胜任”。事实上甘地的主张往往以箴言警语的形式散处于他的种种论述之中，而且前后矛盾，令人费解。是故仅凭只言片语，不顾及其中正题反题的内在联系，作出的结论就难免带有见仁见智的特征。本文试图用揭示甘地主义内在矛盾、找出其间同一性的办法来剖析甘地主义的实质。论述所依多来自《甘地自传》，凡摘引其言论而又未注明出处者均可自该书找到。
    本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世界历史的突出事件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和殖民统治的全面解体。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殖民制度的废墟上纷纷涌现，它们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有君主立宪国。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有各民主阶级，何以在一些国家无产阶级上升为新国家的领导者，而在另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却成了社会的主人？用一个单一的程式来解说这种多样性是荒谬的。但就以下一点而论，各赢得政权的阶级还是有其共性的，那就是：谁是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谁是运动的领导者，他就必然是民族运动胜利成果的收获者。印度在一九四七年摆脱殖民枷锁，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据上述判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逆推：既然新的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末，这之前民族独立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必然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为什么能取得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地位呢？一个最关紧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运动中锻造出了较为适合印度“国情”的纲领策略思想体系--甘地主义。就是它，在印度这样特殊社会条件下较好地把原本相互排斥的各社会集团集合起来；就是它，在参加运动的各民主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帮助印度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甘地主义为何具有如是效用呢？本文拟就此提供若干解答。
    一、甘地主义纲领策略思想依据的前提吻合了印度社会的若干特征
    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二文中有过精辟的分析。从中可知，旧印度沦为殖民地是必然的，但它的复兴也是必然的。马克思还向我们展示了印度社会的特殊性，如教派、种姓、种族间存在着“普遍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绝”等等。由此可知，印度民族在自己的复兴过程中其道路、其纲领、其策略必然会打上这些特殊性的烙印，即它们必须具有能把一个“其所有成员普遍排斥”的社会团聚到民族主义旗帜下来的作用。
    甘地恰好在这点上颇有领悟。他说：“古时候犹太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以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人，而把自己的一部份同胞当作是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到天遣（另一处提法是“罪有应得”），就连穆斯林教徒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都同属一个国家”。这表明甘地是知道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若干社会病根的，自然，为了民族复兴，他必然要把限制这些社会病灶的为害实现民族团结作为制定纲领策略的前提了。
    二、甘地主义的“容忍精神”、“禁欲主义”包含的纲领思想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无疑，当它这样作时客观地就为印度民族资本的发生发展创造了前提。但英国的目的只是使印度成为它的附属地，所以又给后者的发展设下种种障碍。甘地说过，“英国人不会……为印度利益立法”。英国这两种倾向导致了印度民族资本的二重性：既容（忍）帝，又反帝。
    容帝表现形式之一是不谋求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众所周知，正是英国在印度的存在才为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若干必要的前提，如空前的政治统一，铁路网，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司法体系--它取代了古老的《摩奴法典》使资本免遭来自下边（劳动人民）和来自上边（封建特权）的侵犯，等等。显然，这些条件，在甘地时代靠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一己的力量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它要容帝。甘地在表达民族资本的这一需要时，既使用政治语言，也使用宗教语言。他说：“我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来说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那时我并不相信它（殖民制度）是不可容忍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为了把这一纲领思想更好地传达给群众，他借助宗教的力量，宣传“容忍精神”。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要在“别人身上看见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同一个上帝”，要学会“以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等等。他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宗教在印度具有传统的深广影响，善于通过宗教的教义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甘地高明所在。
    容帝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不允许触犯现存的财产所有制。这当然包括向封建主义妥协的一面。民族资本要保卫现存的所有制，其理不言自明。从纵的方面看英国资本、封建所有制与民族资本存在着母子关系；从横的方面看否定了一个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甘地在表达民族资本这一需要时完全使用宗教语言。他宣传“禁欲”，而且身体力行。他的“禁欲”内容广泛，非单指“色情之欲”。“色情”固然被他置于各念之首；但这是起跑线，由此推衍出种种来：“情欲与贪欲如影随形”，“色欲的心灵躭于美味和华饰”；而这一切又被汇总为两个字--“贪欲”，即占有他人财富之欲。他认为“贪欲”得逞，诸欲均可满足。是故“禁欲”主旨无它，禁绝占有他人财富之欲也！他声称“婆罗摩卡力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美德是我全力争取实现的”（“婆罗摩卡力亚”、“阿巴立格拉哈”均为《梵歌》用语）。甘地就是这样曲折地，但却非常坚定地表达他不允许触犯现存所有制这一纲领思想的。
    一不谋求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二不改变现存所有制，这就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定下的不能触及的禁区。正是在这些禁区内甘地主义是按“容帝”精神办事的。为了起到禁绝作用，他向宗教求援，把宗教信条“禁欲主义”和“容忍精神”置于他的主义的核心部位。
    那末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说甘地主义的反帝精神又何在？它对国家再造、民族的前途又有些什么要求呢？甘地下述言论可作回答：“我现在所受的痛苦……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病症罢了，如果可能我应当把这病根除”。一句话，要求民族平等，这就是甘地主义的主要反帝内容。一九○九年以前他希望他的同胞获得（与英国人）平等的公民权；是年由于希望破灭他开始提出“印度自治”的概念；一九二○年国大党那格甫尔年会通过了他的“实现自治”的提案；一九四二年他采纳了“英国滚出印度”这一激进民族主义口号。在宣传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时，甘地一反常态--用圣徒式的说教去压抑群众革命积极性--总是以狂热的世俗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
    至此，甘地主义民族革命纲领思想的全貌就呈现出来了，即在不触犯原社会政治经济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民族的自主与独立。
    这一纲领思想也包含有争取民族团结共同反英的策略内容，甘地不希望用所有制的变动去触发民族内部的社会对抗，影响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不过，仅凭冻结财产关系就想实现民族团结，那当然不可能。为建成反英民族统一战线还需要一整套巧妙的策略。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当别的阶级还没锻造出较理想的策略时，民族资产阶级抢先拿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东西。结果他们争到了领导权，收获了运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