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是敏感到这点的。他说“抗拒和攻击一种制度是十分正当的，但要抗拒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建立人那就等于攻击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这话的意思可分两部讲。其一，攻击制度，用笔；攻击人，动武。前者可行，后者不可行。其二，你用反民族歧视作旗帜暴力反英，那好，人家不也可以用同一件武器动员印度社会另一部份力量来反对起义吗？须知印度社会也存在社会歧视呀！
    甘地的意图是清楚的：既然政权问题如此敏感和棘手，那就干脆把它冻结起来，把精力集中到能够“求同”的方面。“非暴力”这一口号就能起到冻结和阻止大家触犯“禁区”的作用。
    印度资产阶级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主张“非暴力”自有他们的种种依据。
    （二）文明抵抗（不服从）运动
    上个子目谈“非暴力”，这里谈“抵抗”。“非暴力抵抗”本来就包含着两个相互抵触的内容。“暴力”意味着对现政权及其权威的否定，“非暴力”当然就是其反义--对现政权及其权威的认可；但“抵抗”不也具有对权威否定的含义吗？因此，“非暴力抵抗”包含着既肯定又否定这两个相互反对的内容。表面看这当然非常矛盾，但如果我们能使矛盾着的双方同一，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前面已讲到，“非暴力”的主旨在于冻结那些容易引起内部分歧的敏感问题，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取维持现状的态度来避免破裂。从策略上讲，这就是甘地主义对现政权持肯定态度的根本原因。现在要问：在那些并不如此敏感而且能在民族范围内求同的问题上如果仍然持肯定态度是不是也将引起分裂呢？回答如果是“是”，疑团就解开了--矛盾就同一了。
    让我们看甘地的回答是否与我们的设想一致。
    “我看出了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那就要坏事，如果我们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线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这表明甘地对敏感的、难于求同的问题和非敏感的、可以求同的问题是区别看待的：对前者，切莫触及；对后者，坚决行动。
    “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易于不服从的法律”，因为“面临着共同威胁，大家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忘却彼此之间的分歧”。这里甘地再次强调对那些能引起共同愤恨的“恶法”要不失时机地开展斗争。而且还指出，只有如此，大家才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忘却彼此分歧”。
    所以甘地对我们上边提出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甘地的思想是，“求同”了的就抵抗，但切莫把仍然“存异”的加进来；尤其不要在斗争过程中使用暴力，因为一用暴力就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特大号的分歧--政权问题塞进来了。为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给“抵抗”加上“非暴力”这个定语似乎还嫌不足，又用上了“文明”这个字眼。这叫“双保险”。
    总之，从具体问题入手，积小胜为大胜，达到唤醒民众之目的，这是甘地一生坚守的行动准则。而且付诸实践，不无效果。一八九四年他以反对选民财产规定作诱导在南非建立起一个民族团结组织--“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以后他以抗议移民法相号召，先后两次（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把印度侨民团结起来开展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年印度两次大规模不服从运动也是从反殖民当局的具体政策（劳莱特法、盐税法）开始的，结果“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团结得就象一个人”。
    还应提到，甘地对斗争成果注意的不是英国人让步了多少，而是群众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增长了多少。他对一九一八年凯达农民抗税斗争所作的总结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政府开始让步……（但）我没有因此得到鼓舞，因为缺乏彻底胜利的要素。运动的结果只有当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才值得”。但最后他还是强调：“凯达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邦）农民觉悟的开始，真正政治教育的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解放要依靠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
    甘地其所以特别看重民族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的增长，是因为他盼望着这一天到来，届时在印度将出现有利于民族民主运动的力量变化。正是预测到这种可能的变化，他对当局的“肯定”和“否定”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弹性。民族团结程度低，肯定（认可）程度就高；民族团结程度高，肯定程度就相应下降。两者间成反比例关系。甘地下面一段话表达了上述意思：“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但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良方”。
    （三）不合作运动
    一九一九年反“基拉法”过程中甘地的策略思想前进了一步，提出了“不合作”主张。他号召印度人放弃爵位、封号和政府职务，抵制学校和法院，开展手纺运动和拒买英国布等等。这个主张与“非暴力抵抗”有一致处，但又不能划等号。“非暴力抵抗”指向“恶法”、“苛政”，“不合作”则突破了这个范围，指向那些英国用以夸耀其“政绩”，显示其“存在价值”的领域。我们知道，殖民统治能在印度生存，有赖于印度社会若干因素对它的依附。比如，它使王公贵族及其它社会上层获得权力、荣誉、财富和政府职位（甘地嘲笑这些人为达目的不惜在总督面前“打扮得象女人一样”）；它使教育从婆罗门僧侣和穆斯林教士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之面向社会；它给这个普遍无秩序的社会（莫卧儿王朝晚期）送来了唯一可能的秩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印度社会的横向矛盾都由其来解决；它迫使印度面向世界，印度的原料要帝国市场容纳，所需的制成品也要从这个市场谋求……正是这些关系才使英国能在印度起到某种“磁极”的作用。现在甘地提出“不合作”，其目的就想逐步剥夺英国的这一作用，即把那些依附于它的社会因素从殖民统治的树干上剥离下来。虽然有点浪漫，但还得承认，甘地用心是良苦的，眼光是深远的。如果“剥离”有所成，那印度社会自将形成若干多少也能起“磁极”作用的中心。而这些就是民族权力的萌芽形式了。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单从世界近百年的历史就可找到不少可兹左证的例子。它们可以证明，一个社会运动往往在其取得政权以前就在自己的内部孕育着政权的胚胎了。
    所以就甘地的全部策略思想而论，一开始他用“非暴力”来引导大家避开仍然“存异”的政权问题，再通过“小处看眼”，能够“求同”的“抵抗”来唤起和团结民族，进而还以“不合作”来剥离那些依附英国的力量，形成自己的民族“中心”并用这个“中心”去吸引和团聚民族力量（打破界限、隔阂）。所以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政权问题上来了，不过是不惹眼和不知不觉地。因为这些“中心”都具有政权的胚芽形式。在甘地看来，只要大家慢慢地亲近它，熟悉它，有了向心力，那末在政权问题，国家前途问题等方面就能消除分歧，趋向一致。须知，在次大陆建成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正是甘地的最高理想。
    本文仅以《甘地自传》为依据来评述“甘地主义”，存在片面性，实所难免，不当处请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