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甘地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甘地称“阵线”）策略思想
    策略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在政治、军事斗争舞台上谁能更好地实践上述原则谁就将取得胜利。国际、国内战争是如此，和平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成功，策略上可解释为两国资产阶级都建成了受他们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反封建联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说：“在市民社会，一定的阶级……从事整个社会解放……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要取代英国成为自己民族的主人也得按上述原则办事。只不过由于印度社会独具一格，要“打成一片”就得找到特殊的联合方法与形式。这些方法与形式要具有如下效能：在不诱发和加剧这儿早已存在的教派、部族和种姓冲突的前提下，把原本十分难于联合的力量联合起来，并求同存异地去反对殖民统治。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易解决的难题。与前人（如罗易、拉纳德、纳奥罗哲、提拉克等）相比，甘地对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甘地的若干统一战线思想，如“取消种姓制度”、“印--穆团结”、“人民大会”等等，一看即明，毋需赘述；但也有若干，不费笔墨就难于说清。而这些难于说清的东西又正好是甘地主义的精华所在。
    （一）非暴力抵抗
    这里侧重谈“非暴力”。把“非暴力”纳入甘地的统一战线思想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不如此就难于阐明甘地主义在暴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正反两种态度。甘地力主“戒杀”，故容易把甘地主义和和平主义，非战主义等同起来。殊不知在一定条件下甘地也是主战的。
    请看他对英布战争的立场：“我们参加打仗是作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了我们的责任”。
    又看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立场：“我受责任驱使，竭诚拥护这个法案。（征兵法案）”。
    当然不能用“个人品格”来解释甘地在暴力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仍然从反题入手。他为什么在上两个场合主战呢？以下是他自己的回答：“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的权利……就有责任保卫不列颠帝国”；战时“侨团组织得更完善了……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人都是同一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生根了”；“印度……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间为帝国牺牲……采取这个行动之后……种族歧视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
    这就很清楚了：暴力，发生于帝国以外，如果它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自主和民族独立，甘地主义是不惜一战的。
    能不能作出反证，暴力，当其发生在帝国内部，采用它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自主，而且恰好相反将危害民族团结与自主，于是甘地主义就由主战向非战转化了呢？如能，我们就从理论上解开了甘地主义在暴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二重性之谜。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一文中说，印度社会是“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由于此，英国才轻而易举的征服它；由于此，英国才能在这个社会横向矛盾基础上牢固地建立起纵向控制（殖民统治）。因此，要维持统治，英国就必须在均势（分而治之）问题上继续做文章。镇压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1857年大起义后英国着意从政治上扶植印度教教派；本世纪前二十年当国大党力量兴起英国又转而支持穆斯林联盟。可以说，英国人的统治除以一个统一市场从经济上使这个社会亲近外，在政治上却加深了它的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即印度社会的各集团往往把它们间的矛盾看得高于英印矛盾。以至，除在对抗英国人平等施加于它们的苛政、排除外来统治这点上能找到共同语言外，在建国问题上，在政府权力分配等方面就难于一致了。
    暴力行动，武装起义就是建立新政权而作出的重大努力。当印度无产阶级还未壮大到能用彻底的民族革命纲领去打破传统的教派、部落界线，完成阶级和民族的组织工作时，由其它阶级领导的起义，自不免要打上教派、部落和种姓的烙印。起义具有了如是特征，麻烦跟着就来了。那些尚置身局外的，对起义者一旦胜利将造成的力量对比变化，对他们将建成一个新政权的前景会很坦然吗？回答将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要他们站在起义者一边，不太可能，但被吸引到英国人一边则非常可能。
    这不是纯推理，印度历史足以证明上述判断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消例举现代时期几件重大事件即可说明。
    一九三九年为抵制英国拖延印度自治，由国大党组织的邦政府悉数辞职，殊不知穆斯林联盟站出来给英国圆场，填补邦政府缺位，结果国大党的抵制失效；又如独立前夕两大教派在政府权力分配上无法一致，穆斯林联盟宣称，如果得不到百分之五十的职位那就宁肯维持现状--由英国继续统治印度。这些例子说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它施行统治的力量与其说来自帝国中心，毋宁说来自印度自身。当印度社会自己还未对英国人撤退后建成什么样的国家达成协议，贸然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其效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民族团结。反过来说也对，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英国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