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的变化、从“事物相互联系”、从“同一性”等哲学观点看，“社会保险”政策也是一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保险的政策。在“社会保险法”通过之前，美国统治集团中一直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劳动者的生存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一个受剥削的劳动者，要解决失业后和年老力衰时所面临的衣、食、住等生活问题，只有依靠他自己的积蓄；没有积蓄者，则靠一点直接救济生存。因此，争取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一直是美国工人斗争的目标之一。美国资产阶级中“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33）”曾提出过各种“社会保险”方案。然而在罗斯福当政之前，美国统治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执意地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没有觉察到奉行“社会保险”政策与巩固资本的统治的一致性。罗斯福上任时的背景，迫使他不得不在观念上有所改变。罗斯福是在美国坠入“沟底”、美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年”当选为总统的。当时，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罗斯福在采取“直接救济”、“工赈”政策的同时，想到了要制定一项“救济、减少和预防未来的失业”的政策，作为解决未来失业者问题的“一种尝试”。（34）执政者观念上的改变，必然导致政策上的变化。广义的和狭义的“社会保险”政策，反映了这一变化。罗斯福所说的“社会领域里的拓荒时代现在刚刚开始”（35），正是指的这种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念上的变化，与罗斯福的“改革”又联系在一起。美国有学者指出，“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有许多不同之点，其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后者着重搞改革。”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然而罗斯福的“新政”，即使在美国学者眼里算得上“改革”的，不过是对银行系统的“改革”、关于控制证券市场的立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屈指可数的几项。在这几项“改革”中，“社会保险法”又被视为“在美国立法史上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改革、革新。”（37）国内不少学者都认为罗斯福的“新政”是维护资本统治的政策，而“新政”，包括救济、复兴与改革三方面，在归属改革之列者，“社会保险法”又占据重要位置，因之，它的政治色彩不就更加引人注目么！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不仅主张从事物的内部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而且主张研究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在这一哲学观点的启发下，我们至少还必须把狭义的“社会保险”政策，与广义的“社会保险”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此处所指罗斯福的广义的“社会保险”政策，仅与工人有关的，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在“社会权利”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有关工人权利的条款，和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使工人获得了组织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等等权利。在“经济保险”方面，1936年的“沃耳什-希特利政府合同法”，1938年的“工资与工时法”等等，使工人在收入上既有最低工资的“保险”，又有在法律上不超过一定劳动时数的“保障”。对失业工人的“保险”，罗斯福的“工赈”政策为大批失业者的最低生活，进行了“保险”；而“社会保险法”中的失业保险制度，则是美国“政府未来解决失业政策的必要的组成部份。”第四就是1935年“铁路员工退休法”和“社会保险法”中有关老年的“保险”规定。广义的“社会保险”政策，还应包括罗斯福的“安全保障”设想，即“家宅安全”、“生活保障”以及“社会保险”。（39）笔者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有关文章中，已经从经济、政治方面分析，指出它们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所起的保险作用。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保险”政策既然联系这样密切，后者的政治色彩，也就更加明显了。
    从矛盾的同一性看，“社会保险”政策在根本上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延缓资本主义死亡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性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40）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不能存在，而无产阶级只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成为新的社会的主人。这一哲学上的同一性，在研究对抗性阶级社会的历史时，颇值得研究者注意。在极其残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可任意杀死奴隶，但历史事实是，奴隶主并未把所有的奴隶都杀死。无论单个的奴隶主，或奴隶主阶级，都不可能统统将奴隶杀死。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是残酷的，但让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却是封建统治者的普遍政策。不管剥削阶级是否都认识到“同一性”的含义，它们的本能却使其意识到了这一点。很显然，被剥削阶级的存在，是一切剥削阶级自身存在的前提，也是它们进行统治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剥削阶级让其对立的被剥削阶级存在的条件，当然是不相同的。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会简单地重复奴隶主所奉行的那一套手段，尽管它有时也使用极野蛮的统治手段。人们不可能设想奴隶社会能有罗斯福式的“社会保险”政策，但罗斯福的目的与奴隶主让奴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从而使它自己也能存在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那种认为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政策只对无产阶级“保险”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应只从它是“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斗争中的又一次胜利”来回答问题，而要分析罗斯福等人为什么要制定这一政策。
    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政策对美国历届政府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国外有学者说，在“社会保险法”通过之前，“世界上的工业国家只剩下一个美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有学者还说，“在社会福利方面，美国远不如英国、德国。”这些看法，都接近于事实。然而“社会保险法”一经国会通过、总统签署、最高法院又认定它符合宪法，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建立起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其影响是决不应忽视的。
    “社会保险法”在1939年由国会修订过一次， 扩大了受益面， 退休金提前于1940年付给；对退休工人的妻子和他赡养的子女，也给津贴。在杜鲁门执政时期，1950年和1952年又两次修订了“社会保险法”，增加了一千万新的受益人，并把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1954年和1956年又有两次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受益面，增加了保险金额。“到1960年，得到社会保险立法保护的约有五千八百万人。”在约翰逊任内的1965年，国会通过了涉及老年人医疗保险的法案。罗斯福时期未能解决的这一问题，经历了二十年后终于成为法律。在尼克松执政时，1969、1971和1972年的有关立法，又提高了社会保险金额，并放宽了社会保险限制。与此同时，社会保险税日益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税收。以1971年财政年度为例，社会保险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24％，仅次于个人所得税，高于公司所得税和其它税收，居第二位。社会保险税的增加，说明了“社会保险”政策的持续。四十年来，罗斯福的不少“新政”都已时过境迁，而“社会保险”政策则是少数得以保留、并不断发展的“新政”之一。至今，“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仍是美国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这充分说明罗斯福的继任者和整个垄断资产阶级是赞许这一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