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软弱无力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甚至比战前最谨慎的预测还要快的、灾难性的结局？过高地估计了阿丹省的防御能力、从而把部队置于一种困难境地的法军最高统帅部是否应负责任？还是把这种结局归因于没有完成一项他们本来是可以完成的使命的法军战斗人员的软弱无力？
    如果说比利时人在没有守住他们的断垣废墟和防御工事、甚至在不等法军装甲部队的主力到达的情况下便向北面退却的话， 那么这个错误应该归咎于他们的指挥官，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归咎于比利时国王冯·奥弗斯脱坦的军事顾问。他为了保存比利时军队的实力，将一支完整的比利时军队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既不让比利时军队为保护法、英军队的突进而在前卫战中受到削弱，也不愿让阿丹省的比利时部队暂时服从法国人的指挥，而法军的装甲师此时正赶来支援他们。这位自以为是中立主义者的军事顾问甚至打算把比利时军队撤至“防御内线”安特卫普--根特一线，让入侵者潮水般地涌向法国，使比利时免遭战争的蹂躏。
    甘末林猜到了比利时人打小算盘，他想让他的前卫部队快速前进，以便赶在比利时人“后退之前”和他们会合，以便让比军统帅部--他知道它是比较亲法的--能够按1935年的军事协定自愿地与法军合作，以此来挫败上述企图。然而不幸的是，冯·奥弗斯脱坦本人也想耍手腕，他小心翼翼地把严格执行他的不战而退命令的心腹安放在关键的岗位上。
    两件事的发生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比利时国王的命令，本来是有可能完成阻击任务的。两连阿丹省步兵没有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他们在原地进行了阻击，仅仅是他们的阻击便阻挡了德军一个装甲步兵师的推进达5-7小时之久。
    被派往阿丹省的法军五个师和四个装甲旅的迅速后撤，其责任有多方面原因。比利时军队犯的错误显然将法军置于无法援助比军防线的境地。但是法军指挥同样也犯了错误。高拉将军5月10日错误地把他的两个装甲师暂时留在默兹省：它们因此未能及时地赶到乌特陡壁的峡谷地区，在那里它们本来是可以更长久地拖延住隆美尔部队的前进速度。另外，恩齐日将军的装甲师的指挥官们更多地考虑的是维持他们防线的完整，而不是利用块状的森林地带在德军必经之路或难行之路上进行独立的战斗。
    军队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所说的大不一样，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不忍回首几天以后，为拼死阻击敌军装甲部队的涌入而英勇牺牲的部队；或许是因为一些部队的勇敢精神使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其他部队的软弱无力。
    如果说德国人终于靠突袭占领了日维和第南之间的左岸的话，那么其原因并非仅仅是由于第九军来不及抢在德军之前赶到比利时默兹；与高拉将军明确的命令相反，部分连队没有驻守在河的沿岸；担负着反击任务的步兵部队在德军的炮击下几度溃散，同样也是德国人成功的原因。
    同样，德国人突破色当防线的主要原因也是法军的溃败，而不是法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错误。
    当然，把这一灾难性的失败仅仅归咎于一个原因--军队缺乏战斗力--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这恰恰是一个主要原因。1944年11月，驻守在法国摩泽尔的处于防御二线的几个德国师所面临的情况与几年前的法军差不多，但他们却使美军好几天前进不得。当然，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得出结论说“此一时，彼一时”肯定是危险的，但是势态的发展却证明了甘末林的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他说：“如果我们在1940年的对德作战中采用德国人后来成功地在马斯河阻截我们的防御战中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利用在有限的摩托化部队支援下的装甲师进行防御--的话，即使我们掌握了制空权也罢，我们肯定也会遭到失败。”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士兵的战斗力与一般盟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法军的战斗力是大不相同的。1940年，希特勒的狂热的纳粹分子在经受了波兰战役的锻炼后，在一连串的以极小的代价换来的胜利的鼓舞下，梦想着对法国进行报复；与此同时，纪律涣散、训练极差和被他们的政治对抗搞得四分五裂的法国人却安于打一场新的防御战。即使他们赢得了胜利，法国人从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因此，战争的义务就落在成千上万的法军将士的肩上。但是，当这可歌可泣的一天来临，需要他们献出生命来赢得时间之机，法军将士却情愿献出土地。虽然他们这样做了，军界与政界领袖们还是无法摆脱对以往错误所应负的责任。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阶段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1918年的战败者能够在二十多年后重新向战胜者发起进攻。当然，我们也应该为这些领导人说几句公道话，有许多错误是很难避免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法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开始得太迟了，这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与一个决定发动战争的独裁者相比，和平的民主主义思想总是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事实上，一些公正的调查常常无法揭露法国军界或政界领袖们应该受到指责的无能或掉以轻心。但是大多数人曾尽力而为了--并不亚于他们的德国对手。他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站在了最弱小的国家一边。因此，当他们处于那种可以说是“不允许再犯一个错误”的状况下，他们所犯的最小的错误也肯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此外，由于他们出乎意料地被打败了，所以他们行动的每个细节都要被拿来仔细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能够加以解释的错误。最后一点，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青年历史学家们在他们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奇怪的战争”（指英法在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对德国宣而不战的“战争”--译者）期间的法国领导人打的是一付乱牌。相反，德国人却握有三张重要的王牌。首先是基础雄厚，占有优势：人口是法国的一倍，工业实力是法国的三倍，并拥有既有利于防御、又便于入侵其邻国的地理位置。其次是这一优势使他们不需要求助于其盟国。当甘末林只能向比利时和荷兰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只得与英国的将军们在某种程度上“谈判”时，希特勒却能向他统治下的每个人发布命令；甘末林无权将同盟国的军队调往其他地区，希特勒却可以根据他的需要把任何一个德国师从北调到南，而不管是在战斗打响前还是在战斗打响后。最后，德国人享有用装甲部队和空军入侵别国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而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愿意严守中立，参战国也希望参而不战。德国人不仅可以选择最出乎人们预料的进攻地点，而且也能选择最有利的进攻时机。
    四十多年过去了，重新研究纳粹德国突破法军防线的原因似乎已没什么意义了。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已使战术、甚至战略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们不敢肯定人们将会从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中吸取教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人们从一部不确切的历史中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曾研究过英国1918年3月的失败， 后来成为装甲师伟大创始人的福勒将军作出了这样推断：在战场上，普通士兵都有奔跑的倾向--或是向前奔跑，这就会赢得胜利；或是向后奔跑，这就会导致失败--而严明的纪律正是促使士兵向前奔跑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1940年，法国军队的纪律极其涣散。这就给它造成了自1917年的叛乱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损害。
    如果情况确实如条令上所说的，教官需教育每个新兵：“军队的力量主要来自纪律”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们可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纪律涣散正是驻守在马斯河的法军的主要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决定性地导致了法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