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当时的形势看，斯大林是有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进攻缺乏应有的准备。首先，苏联不相信德国会发动进攻。其次，当时斯大林的战略是打进攻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边境线没有构筑防御工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接见军校毕业生时说：“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从事我国的防御，应当从防御转向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军事政策。……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6] 据此朱可夫于1941年5月15日提出对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建议。因此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措手不及，没有应战能力，不要说进攻了，连防御也防不住，很短时间里失地千里。
    那时的军事形势是：到1941年7月初，德军就占领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10月13日，德军攻占卡卢加。10月15日，霍德普纳的坦克集群突破莫斯科防线。10月16日，总参谋长传达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后勤机关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的命令。大本营要转移到阿尔扎马斯。总参谋部命令为斯大林撤退准备专车。于是，叫做“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开始了。
    对战争初期的损失，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大都集中在西部地区，在德军的突然进攻下，苏联的工业实力很快就损失一半左右，例如钢的年产量为1800万吨，几天之内就失去一半左右。战争初期红军本身的损失严重，加上大量高中级军官此前被清洗，红军的战斗力削减得非常厉害，难以应战。按照卡尔波夫的说法，那时的形势非常像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景，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附近，红军损失巨大，没有预备队，只能用新的役龄青年组建新部队，但是没有武器给他们，因为一部分国防工厂在被占领区，大部分工厂在撤退中，只有内地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多的坦克、飞机、火炮和步兵武器，而这样的工厂也为数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新地方的工厂并组织生产尚需时日。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喘息时间。朱可夫后来在同西蒙诺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后撤了上千公里。军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面打得不好，下边打得也不好。[7]
    有一种说法，在德军进攻面前斯大林一度灰心丧气，好多天不露面。最早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的不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而是副手莫洛托夫。斯大林到7月3日才出面发表广播讲话。绝望中的斯大林那时曾打电话问朱可夫：“您确信我们能够保住莫斯科吗？我这么问您时，心里很痛苦。作为共产党员，请您实话实说。”[8] 斯大林的翻译无意中还听到斯大林同莫洛托夫议论，表示可以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9]
    可以认为，斯大林的这种心态同求和的尝试是一致的。
    3、苏联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着良好的关系。外国武装干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封锁，为突破封锁，1922年4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苏联同德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苏联为德国提供原料，而德国为苏联提供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德国作为战败国是被禁止进行武器的生产和试验的，苏联给德国提供了武器试验场。特别是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不但苏联国内停止反法西斯的宣传，而且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即各国共产党也被禁止从事反法西斯的宣传和斗争。对两国签订的协定，苏联是放心的。“如果我们不去挑斗，不采取某种错误的措施，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条约和向我们进攻。”[10]
    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会进攻苏联，尽管他收到不少德国人即将进攻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对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这是因为斯大林本来认为，希特勒不会进攻。据别列什科夫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而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最后，6月21日夜间，“主人”的桌子上，还有一份报告。这是投诚的德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但对这些情报斯大林一个也不相信。[11]
    正因为这样，德国发动进攻之后，苏方的反应首先是德国“背信弃义”。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12] 其实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如果对德国有基本估计，就不会为它的“背信弃义”而痛心疾首，从道义上去谴责。
    斯大林的翻译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方面来看，他也曾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13] 1934年当希特勒消灭了自己的战友、冲锋队负责人恩内斯特·罗姆以及冲锋队其他将领时，斯大林给这场血腥屠杀以高度评价。米高扬多次对别列什科夫说过，在罗姆被杀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德国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