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的若干特点及其影响
    把从NSC121至NSC6024美国对芬兰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杜鲁门政府的芬兰政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这一方面表明经过杜鲁门时期的部署，美国欧洲冷战布局基本就绪，不需要对包括芬兰在内的欧洲北翼战线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从其“和平演变”和“解放”政策出发，需要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芬兰这块冷战前沿的资源。惟其如此，才形成了其对芬兰政策的独特性。
    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的独特之处，首先是对芬兰战略地位的认识逐步深入。这表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比杜鲁门政府时期更加重视包括芬兰在内的北欧地区。从档案文献的角度看，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针对芬兰一国的单一文件，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讨论和通过的有关芬兰的政策文件大大超过了杜鲁门政府，除上述提到的几份重要的单一文件外，还有大量系统的政策执行指令、进程报告和会议讨论记录。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得西欧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美国对西欧各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和英国，开始从提供援助转向要求他们承担美国海外防务经费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援助也大为减少。而对芬兰等北欧国家、特别是冰岛和芬兰，则继续甚至增加了援助。在东西方贸易管制方面，对芬兰的约束也明显比对其他欧洲盟国宽松，对芬兰在与苏联东欧贸易中的一些“越线”行为，美国没有采取直接的制裁行动，而是以劝说为主。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手段的多样性也大大超过杜鲁门政府，除继续强调对芬兰的经济外交外，还增加了心理战、宣传战和文化战的内容，力求从总体上巩固和拓展芬兰的西方文明内涵，使其不仅保持亲西方的倾向，而且成为“值得东欧人羡慕的对象”。
    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美国欧洲冷战政策整体的角度来设计对芬兰政策。鉴于北欧各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相似，外交思维和行为方式相近，容易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芬兰是北欧地区最易引起这种效应的一张牌。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对芬兰政策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政策的一个有机部分，通过保持芬兰在东西方之间微妙的平衡地位，加强瑞典亲西方的中立，促进丹麦、挪威和冰岛在基地问题上的合作态度，使美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处于攻守平衡的态势。通过帮助芬兰改造经济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其获得参与北欧地区乃至欧洲经济合作的能力，由此使芬兰逐渐摆脱在国际上的相对孤立状态，在参与欧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成为与西方息息相关的一分子。
    再次，美国对芬兰的政策具有谨慎与和平缓进的特点。与同时期对其他北欧国家的政策相比，美国对芬兰政策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承认苏芬关系的特殊性。考虑到战后芬兰国内经济困难、政局不稳，加之由于德国战败和苏联势力急剧增长而导致北欧地区地缘政治的天平倒向苏联，艾森豪威尔政府承认了《苏芬友好互助条约》所规定的芬兰对于苏联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容忍芬兰至少在形式上对苏采取友好政策。从政策手法上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出于和苏联进行长期较量的考虑，强调美国要有耐心，谨慎地稳步推进对芬政策。通过逐渐改善芬兰的经济状况，稳定芬兰国内局势，压缩共产党和左派力量的活动空间，从而减少苏联利用芬兰国内政治问题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经济贸易往来、人员和文化交往等，增强芬兰人的亲美和亲西方情感。再如在改善芬兰经济状况、减少芬兰经济对苏联集团过多依赖的脆弱性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设想了多种援助芬兰的方式，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改造芬兰经济结构这样的设想。
    艾森豪威尔政府两届8年中的芬兰政策连续、完整，可谓一项系统工程。 该政策的推行，使芬兰成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前沿中、几乎没有出现美苏剑拔弩张局面的少有例子。而且，芬兰还一度充当了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甚至由于欧安会在芬兰的召开，使“赫尔辛基精神”成为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一个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说，芬兰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成为“北欧平衡”的重要一环。这成为北欧地区国际关系相对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东西方在芬兰的和平竞争，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芬兰碰撞和交融，这对芬兰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处心积虑地装饰芬兰这个民主的橱窗，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芬兰的现代化过程，它对芬兰参与北欧国家间经济政治合作的支持，也为后冷战时代环波罗的海的区域合作进行了早期的铺垫。这一政策的独特性质和长期效果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