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 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提高认识 进而结合自身的工作来提出问题的。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必要性，认为，“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 “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有不少特出的贡献”；“第三 ，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 的亲密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作者从历史上论证了这些见解，最后指出：
    总之，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以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 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底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得更加巩固， 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在展开的今日 ，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提出来，有完全的必要。也许有人认为 对于少数民族史知道得太少，不易结合。这是事实。但如果你不愿用功钻研，你就永远 不知道。你多钻研，就多知道一些。钻研的人多了，用功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的也就 多了。这也是事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表明，白寿彝先生在5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 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证明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思想 的深刻和影响的广泛。
    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现象上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实质上看，这同他的生活经历、“师友之益”以及出自内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觉要求是 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楚图南先生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侯外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图南、侯外庐对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止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侯外庐先生是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组织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小组，而白寿 彝先生是组长。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摸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革中国通史的教学 。白寿彝先生在小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注：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今天看来，这或许是白先生比较系统 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并对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20世纪50年 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 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 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断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 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 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 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注：见《新建设》，1954年第1期。）等等，表现出一位忠诚于 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 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这方面的很有影响的撰述。在 《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讨论了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问题 。他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 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 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 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 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注：《谈史学遗产》，见《学步集》第153页，三联书 店1962年版。）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 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 论述了“精华和糟粕”、“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三个问题。其中，最具有 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上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 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本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 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注：见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 报》，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 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文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 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 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 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 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 》，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 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等（注：参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 上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40页）；《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46-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六十年 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39-6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纂》、《谈 历史文学》（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4-550页）；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 题》、《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7-341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白寿彝著《历 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55-30 6页等。）。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 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 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 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