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有中 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 、《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 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 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 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 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 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 ，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注：牛岛俊作《中国交通 史》日译本序，见《中国交通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值得注意的 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由此， 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文 革”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 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 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注：参阅李松茂《白寿彝和中国回族研究》， 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的3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 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 矿业的发展》（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142页。），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 文。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829-998页。），尽管他本人 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出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 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注：《中国史学 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4 月出版，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这一点， 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 一胪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 直到他逝世前，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思，提出 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 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注：见《白寿彝民族 宗教论集》第176-187页，206-218页，238-246页。）。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到“ 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 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 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他所说的“编写 新的回族史”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 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 是其中的第个四部分。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12个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 ，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 ，金石考，语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 进。
    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新见解。从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研究 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到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 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981年）等论文（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4-31页、46-65页。），提出中国历史 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 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 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 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时好一阵子 ，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 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 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 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 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注：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3-56页。）。他的上述见解 提出来后，使“斗争”是主流与“友好”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到缓和，大家基本上 取得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发展趋势之本质的认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 ，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 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 ，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 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 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 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四十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 ，讲稿写到清末。六十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 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 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 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 ，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 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 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 的（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