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切尔等人论人口变动与农奴制的兴衰
    如前所述，按照波斯坦的观点，13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庄园的反动，劳役制得到恢复与加强，14、15世纪英国人口的减少，导致农民谈判地位的上升，最终导致农奴制的灭亡。换句话说，黑死病所带来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在英国农奴制的消亡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可否认，波斯坦的人口学解释在英国农奴制的消亡中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是，英国13-15世纪的经验到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是一种特殊性呢？对此问题，包括哈切尔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的回答是“特殊性”，并且他们对于13世纪的所谓人口过剩导致农奴制的加强提出了很不一样的回答。
    其实，随着新人口论的兴起，更多的学者是从劳动力稀缺来解释农奴制的兴起。哈切尔与其他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古西欧出现的农奴制，以及近代早期东欧再版农奴制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劳动力短缺，而土地却比较丰富。如果实行市场竞争的租佃制，让市场的稀缺度来决定地租的数量，领主就只能收取到很少的地租。如果要征收很高的地租，那么农民就会逃到其他地方，因为当时土地资源很丰富。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领主们决定联合起来，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于是逐步引入农奴制。⑦
    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在黑死病后农奴制的消亡，更多的是一种特殊性。如前文所述，正如布伦纳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西欧农民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领主的力量相对削弱，正在兴起的专制王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农民这一边，因而地主贵族无法加强农奴制。从贵族地主的内心来说，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稀缺，贵族地主的反应应当是企图恢复农奴制，抵制市场因素带来的地租下降，以保证以往的剥削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欧贵族地主的反应更加符合农奴制兴衰的一般规律。
    哈切尔主张，农奴制最重要的证据是是否有迁徙自由，农奴就是意味着他被固着于土地及其主人，丧失自由意志。与其他学者相比，哈切尔在农奴制问题上比较突出强调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色彩，把农奴所受剥削中的经济因素或市场因素与超经济剥削因素分割开来，认为评价农奴制的盛衰应该从农民所受剥削中的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强弱来分析，而不应笼统地从农民所受的剥削总量来衡量农奴制的强弱。⑧
    以往人们根据普通法关于农奴制概念的演进，认为英国的农奴制在诺曼征服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在不断地加强，农奴的地位在不断地恶化。这也是希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笔下中古英国农奴制变迁的基本模式，认为随着封建地主消费的提高等因素，农奴所受的剥削在不断加强，农奴的状况在日益恶化。⑨波斯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尽管从法律上来说，到12世纪的时候，维兰的法律地位变得明确、划一和严酷，他们的地位变坏了。可是实际上，12世纪维兰的经济地位应该比11世纪有所改善。因为这一时期许多庄园的自营地面积缩小了，劳役也相应当然减少，不少维兰的劳役折算为货币地租，或者减轻了许多。波斯坦的解释是，由于12世纪英国多战乱，许多庄园无法组织劳役经营，只好出租。可是到了13世纪，英国农奴的地位又恶化了。主要由于英国政局又趋于稳定，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物价上涨，经营自营地有利可图，并且由于货币地租额相对固定，地主于是纷纷收回出租地自己经营，英国的劳役制又加强了。⑩
    哈切尔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从11世纪到13世纪，英国的农奴制应该是一个不断地削弱的过程。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劳动力的稀缺度在不断降低，领主把农民固着于土地上的动机日益削弱，农民的流动日益自由。至于波斯坦所说的13世纪英国农奴制的重新加强，哈切尔有不同的看法。科斯敏斯基早就指出，不应当夸大当时英国劳役制重新加强的程度，并且到1250年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基本上停止了。（11）科斯敏斯基认为，在13世纪劳役地租增长的同时，货币地租也在增长，并且货币地租的增长幅度绝不会低于劳役地租的增长，而且有理由相信，13世纪英国的货币地租比例相对于12世纪变得更高了。（12）科斯敏斯基更多地是从实证的角度来说的，而哈切尔则主要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
    哈切尔认为，虽然13世纪英国维兰所受的剥削加重了，甚至劳役也加重了，但是这当中有很多因素不能归因于维兰的农奴地位，也即不能归因于超经济强制的因素，因而很难把它看成是农奴制重新得到加强。因为在当时人口过剩、土地稀缺的情况下，维兰的农奴地位反倒还阻止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就这一时期来说，地主可能更加希望结束维兰的习惯租佃制，改为随市场价格变动的短期租佃制（自由租佃制），地主所得更多。因而这一时期维护维兰习惯租佃制的反倒是维兰自己，因为维兰的习惯租地受庄园习惯约束，不能任意上涨。（13）正如科斯敏斯基所指出的，当时占有土地面积较小的维兰愿意服劳役。在当时劳动力过剩、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小土地持有人自己耕作土地上的产出本身就不够家用，而社会上的就业机会又少，报酬又低，提供劳役租反倒对小农自己有好处。（14）
    哈切尔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11-13世纪的英国，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稀缺度大为下降，地主限制农民流动的动机大为下降，因而英国农奴制总的趋势是逐渐软化。希尔顿也承认，在11-13世纪时期，自由农民的数目在不断增加。（15）这与我们原来所接受的封建化发展趋势的概念大不相同。按照原来的概念，11-13世纪是英国封建制度的发展期，13世纪是英国封建制度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应该是英国自由民不断丧失自由、自由人的人数不断下降的发展变化。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自由农民的数目不断在上升，劳役地租日益转化为货币地租。科斯敏斯基根据对英国1279年百户区卷档的分析指出，13世纪的英国已是货币地租占优势。劳役地租比例最高的是东部诸郡，但也只有39%，中部和南部则下降为23%-24%，西部更少，而肯特、约克、诺森布里亚诸郡则几乎没有劳役了。如果从全英格兰看，则劳役地租只占1/3，而货币地租则占到2/3多。（16）
    在11-13世纪，随着英国人口的日益增加，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缺少土地的农民。这些人土地不敷谋生，必须出来受雇，挣得工资补充家用，从而劳动力市场价格大为下降。正如科斯敏斯基所言，大量近乎于无地的农民的存在，使得自营地的经营可以不依靠农奴的劳役，或者把劳役限制到一个有限的水平上，从而促使英国出现了相当多的自由农民。（17）在一个人口过剩、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代，地主贵族更愿意把劳役折算成货币，以雇佣的廉价劳动力来取代低效率的农奴劳役。
    根据哈切尔的估计，到13世纪末，仍然在定期地每周服劳役的维兰户数不超过总数的 1/3，也即不超过英国总户数的1/6，即便他们去服役，他们也很可能是心不在焉的。（18）根据布里特勒尔的估计，庄园上的生产劳动中，劳役制所占的比重也许已经降低到了8%。（19）从此可以看出，到13世纪的时候，领主与其说是一个劳役压迫者还不如说是一个雇主了。保留下来的劳役劳动中，最为重要的是收割时期的劳役，这主要是领主为了保证农忙时期的劳动力供应。（20）庄园劳动中的一些经常性劳动，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仆役进行的，这些仆役往往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小块土地，但是在自营地上的劳动时间，主人也供给他们实物或货币，因此有些书上也称他们为长期雇工。（21）
    由于领主自营地上的劳动大部分是依靠雇工来进行的，因而庄园自营地的经营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会比较敏感。黑死病之后，据估计，英国的人口损失一半左右。由于人口的大批死亡，土地变得丰富，农民更容易得到土地，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填补了空缺出来的土地，因而社会上的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减少。当然，无地少地农民绝对数目乃至相对数目的减少，还要归因于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由于他们的营养状况更差，更容易在瘟疫中丧生，死亡率会更高。因此社会上可雇佣的劳动力变得很稀缺，价格大大上涨。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减少，粮食价格下跌。因此，主要通过雇工进行耕作的英国庄园自营地经营变得无利可图。然而由于农奴的反抗，以及领主势力相对于东欧地区为弱，领主无法恢复农奴劳役制，因而自营地的经营无法继续，只好出租。随着自营地的衰亡，劳役制也就变得不必要了，劳役制也就逐渐消亡。英国的维兰转化为公簿持有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死病所带来的人口灾祸，确实在英国农奴制的消亡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2）
    不过，根据前面的叙述，在黑死病以前，英国的劳役制已经不占重要地位，农奴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已经由于人口的相对过剩实际上已经变得比较松弛。因而黑死病主要是加速了英国农奴制的衰落，连同农奴各种形式的反抗，给了它最后一击。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果不是由于当时英国特殊的阶级力量对比，黑死病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损失、劳动力稀缺，很可能会像东欧那样带来农奴制的加强。（23）
    总而言之，西方学者认为，波斯坦关于黑死病以前的人口丰富带来农奴制的回潮、而黑死病带来的劳动力稀缺导致农奴制的衰落的解释模型，对于解释13-15世纪这一较短时间内英国农奴制的变化确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所考察的时间段更长，考察的地区范围更广，那么这种劳动力丰富导致农奴制回潮、而劳动力稀缺导致农奴制衰亡的理论模型就只是一种特殊性。（24）在更多的人口论经济史学家看来，人口的稀缺正是地主贵族实施农奴制的主要动因。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日益丰富，土地变得稀缺，地主限制劳动力流动也即实施农奴制的动机会自动地趋于下降。在新的经济条件下，通过折算劳役获得货币，雇佣社会上日益廉价的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自营地，地主获利更多。地主也可以利用土地变得稀缺的条件，抬高地租，通过出租经营来获得更多的剥削物，而不必费心去经营自营地。因此，西方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劳动力日益变得丰富而廉价，土地变得更加稀缺而昂贵，农奴制会有自动消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