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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动与农奴制兴衰关系的再探讨(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文礼朋 参加讨论

三、马克垚先生论农业生产力特性的变化与农奴制的兴衰
    不可否认,西方学者用人口稀缺性的变动来解释农奴制的兴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马克壵先生认为,仅仅从劳动力稀缺的角度,并不能解释清楚中古西欧劳役制的起因。(25)因为把劳动力固着于土地,收取相对于市场地租更多的财富,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并不一定就必须采取自营地的劳役租形式。地主也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提高其他形式的剥削程度,而不必费心来经营自营地。地主要权衡的是,利用农奴劳役来经营自营地,与出租自营地、提高其他形式的剥削方式相比,哪一种方式获得的剥削物稳定性更有保障、数量更多、遭受的反抗最小。在这里必然有一些因素,使得领主经营自营地的方式较为容易达到上述目标。
    有论者指出,在中古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农民勉强只能糊口,如果实行租佃经营,农民会在土地上生产农民日常生活消费中的低品质食物,那样的话,领主也就只能食用这些低品质的实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领主于是要求经营自营地,在自营地上种植高品质的粮食作物,让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他们自己食用的低级食品作物。人们往往可以看到领主自营地上产量较低、品质较高的小麦种植比例高,而农民的土地上则是品质较低、但产量较高的大麦与燕麦种植比例高。(26)这不能不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马克垚先生指出,中古西欧实行劳役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封建主有必要划出单独供给自己的自营地,用农民的剩余劳动耕作,以保障生活。(27)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物本身就很少,在农民眼里,农产品的价值相对高昂,劳动的价值相对低廉,因为劳动生产率低,因而从他们身上收取实物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还不如征用他们的劳动相对容易。对于农民来说,地主经营自营地,即使地主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剥削物更多,但是它意味着地主承担生产的风险,因而相对容易接受。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的效率提高,劳动的价值提高,把服劳役的时间用于自己土地上的耕作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使得农民愿意交出更多的产品来换取在自己家里耕种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因而在剥削实物数量受到习俗等限制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役制有着衰落的趋势。当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耕作向精耕细作发展,为自己劳动和为领主的劳役劳动之间的效率差距会扩大,劳役制的相对效率会变得越来越低。
    因此,马克垚先生认为,中古英国的自营地劳役经营与当时英国的粗放耕作体系紧密相关。众所周知,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变化多端的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因而对劳动的质量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很强的责任心,而且农业生产越是向精耕细作发展,就越是要求农业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就越是难以对非自我雇佣的农业劳动进行监督,因而非自我雇佣的农业劳动就越是相对于家庭是生产变得没有效率。然而,由于中古西欧、英国农业一直实行粗放耕作,广种薄收,使得田间劳动相对简单,变得易于管理和监督,这就为使用农奴的强迫劳动创造了前提。使得自营地上的生产劳动效率与农民自耕土地上的劳动效率相差不大。如果英国实行的是像中国这样的精耕细作农业,管理复杂,监督不易,农奴劳动所固有的积极性低、消极怠工等,必然会使自营地上的产量相对于农民自耕地的产量大为降低,使封建主感到劳役地租无利可图,还不如出租经营。(28)
    许多学者指出,尽管再版农奴制的东欧向西欧出口了很多粮食,但这并不表明东欧地区的农业生产比西欧更先进,其实际情况反倒是东欧的农业生产相对于西欧大为落后,单位面积产量相当低,也就是说仍然是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劳动生产过程并不复杂,劳动的监督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便于采用劳役经营。可以认为,近代东欧地区的再版农奴制能够延续到 19世纪中叶,是与近代东欧地区农业长期实行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紧密相连的。
    总而言之,在马先生看来,在前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效率更高,尤其是在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之下。中古西欧的劳役制庄园生产方式能够较大范围地得到实施,除了与中古时期劳动力稀缺紧密相关以外,还与中古西欧生产力落后、长期实行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耕种方式紧密相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日益变成管理复杂的精耕细作,农奴制也会由于日益明显的效率低下而自然地走向衰落。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的、法律的、习俗的等具体情况,这些独特的具体历史情况都会对这个地方农奴制的兴衰产生影响。因此,无论采取哪一种理论模型,我们都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古欧洲农奴制的兴衰,即便是综合其他所有现存的理论模型也难以解释清楚。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去分析问题,但是不能取代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分析,更不能把历史简单化为几种简单的理论模型。具体的历史是相当复杂多样的,这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所必须注意的。
    注释:
    ①参见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5页。
    ②John Hatcher and Mark Bailey, Modeling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ng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1-122.
    ③M. M. Postan,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 Penguin,1975, pp. 168-170.
    ④参见刘祚昌、王觉非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⑤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6-148页。
    ⑥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 H. Aston and C. H. E.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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