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路向而言，经学研究一直处在中心的地位，史学研究则 相对次之。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学术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出现了经 学边缘化与史学中心化的趋势（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 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页302至341。）。清季所谓“史界革命”便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方法与材料 ，还是内容与体例，新史学都与旧史学有显著不同。在史学的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学大 师刘师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
    关于晚清“史界革命”的研究，各国学术界早已有不少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著作一向以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曾作 出重要贡献的刘师培，甚少探讨。这种偏狭的视野，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而且 对充分总结史学经验也是极为不利的。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刘师培本人的经历有 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因而也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 如此，我们应该对刘师培的新史学作一番澄清的工作。
    刘师培在清季史学演进时期，对新史学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 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革新，这是他通过改造小学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系史学内容、体 例等的创新，这主要是他通过尝试新史学著作的撰写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不打算泛论 刘师培一生治史的整体面貌，而讨论范围侧重于如上所提的两个问题，从而论述刘氏早 期对新史学的贡献。
    一 小学的改造与治史方法的革新：新的“以字诠史”法
    清代学术以经史考证为中坚，而小学被视为治经治史之初阶。凡属史学大家，必先通 小学，如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皆主张“用汉儒家法以治史”（注：支伟成：《清代 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页399。），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注：参阅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山左金石志序》，《潜研堂集》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页415至416；阮元：《释门》，《研经室集》1集卷1，中华书局，1993年， 页31至33。）。刘师培也有类似的认识。1907年他在《字诠自序》一文中说：
    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小戴·礼运》历举饮食、宫室诸端，由 后溯前，以昭递嬗。吾谓：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间，欲阐发厥隐， 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假借之故， 三也……此均文字之裨于考史者也……若斯之属，咸为诠史之资（注：刘师培：《字诠 自序》，《左庵集》卷4，中国书店，1993年据北京隆福寺修绠堂版影印本，页17b至19 b。）。
    转年他又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里指出：
    察来之用，首贵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 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注：刘师培：《论中土 文字有益于世界》，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民国2 3年宁武南氏校印25年印成本，页1ab。《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
    由这样的认识出发，刘氏做过不少“以字诠史”的工作。他解释说：“师培幼治许书 ，援斯例以溯字源，觉政俗、体（似当作“礼”-引者）制诸端，其寓于字形、字义中者 ，恒克昭然若揭。（注：刘师培：《字诠自序》，《左庵集》卷4，页19b。）”例如，他 通过《说文》“禾部”诸字的研究，来分析古代财产和所有观念的产生（注：刘氏《论 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云：“有田渔时代之字；有游牧时代之字；有农耕时代之字…… 若农耕时代之字，则为类至繁。案：《说文》禾部称字下云，铨也，从禾，声。又 谓诸程品，皆从禾……据此而足证度量权衡视始于农耕时代，而度量权衡之用，则皆有 称谷而兴，此农耕时代之字也。又案：积字，从禾，从责；利字，从禾，从刀，私字又 训为禾，足证耕稼未兴，民无私蓄，至耕稼既兴以后而产业之界始严，此从禾之字所由 日多也。”刘氏据此得出一结论，即古代社会“进化之理，舍六书何以征之哉？”见《 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页8ab。）。再如，他根据同书“女部”诸字的研究 ，来论证上古母系社会的存在（注：刘氏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说：“草 昧之初，婚礼未兴，男女之防未严，夫妇之名未立，故血胤相续，咸以女见，而不以男 ，母统之兴，先于父统……今观中土文字，女生为姓，得姓之字，均从女形。姚、姬、 姜、赢，斯其最著。则古为女统，益以有证。”刘氏认为，中土文字，顾形思义，“可 以穷原始社会之形”，也“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见《遗书》第46册 ，《左庵外集》卷6，页1b至3a。）。从研究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刘氏从小学入手研究 古史，藉此表达其对晚清社会大变革关注的用心。
    简而言之，刘师培对小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就是肯定“以字诠史”的可行性、必要 性和重要性。不过刘氏的“以字诠史”主张，并不是对清初以来小学与史学关系论断的 简单认同。其以字诠史方法继承了以往的成果，但在释史内容的选择上，较之乾嘉诸儒 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可“补段、桂诸家之缺”（注：刘师培：《字酃自序》，《左 庵集》卷4，页19b。）。除此而外，刘氏以字诠史方法的形成，还有其社会学与历史比 较语言学等方面的西学新知背景（注：参见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 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7月，页40至65。此外，在刘氏学术中 ，“社会学”通常是一广泛的概念，用以泛指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