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 书》各有千秋。就章节体的运用一端而言，夏书较之刘书具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夏书既 时间早，体裁又完整。然而从内容的安排来看，刘书刚好弥补了夏书的不足。夏书以文 化史观考察问题为特点，绝少谈及各时代的经济情况。刘书则用很大篇幅，论述古代的 经济生活、宫室衣服、财政田制等等。刘书的内容比夏书更上一层楼（注：关于刘书在 经济史方面弥补夏书的评价，参见桂遵义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下，江苏古籍出版 社，1989年，页224。）。
    其二、刘氏新史学以中西交汇见长。刘氏仰承先业，精通经学，非常熟悉传统典籍。 尤其是史学考证本是刘门家学的一个分支（注：关于刘文淇的史学考证著作，见刘文淇 ：《项羽都江都考》，陈恒和辑：《扬州从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重印本 。又参见刘毓崧：《先考行略》，《通义堂文集》卷6，文物出版社，1984年据南林刘 氏求恕斋刊影印本，页68ab。）。刘氏自少也受到章学诚史学的熏陶，不仅持有“六经 皆史说”（注：见刘光汉：《国学发微》，《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 ，《丛谈》，商务本第1册，页105。），而且感知旧史学演变的脉动。到1903年以后， 他又痛感中国学术（包括史学）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推进学术发展，吸取“新 学固然是要紧”（注：光汉：《历史·学术》，《中国白话报》第9期（甲辰3月），页18 。）。从此，刘氏次第阅读西方和日本的史学论著及社会科学书籍，吸收新知新识。他 随即持此判准，对传统史学的价值重新估量，进而也探索新史学的建树。如《中国历史 教科书》“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 编各科，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 以稍明。（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b。）”可见，刘氏新史学是中西学术交汇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