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 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 者也），此可考者二也。
    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注：观近代金石书，可见），考古家 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注：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 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 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注：刘光汉：《古政原始论》，《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4号 （总第4期），《政篇》，商务本第1册，页411至412；《遗书》第18册，《古政原始论》 ，《总叙》，页1ab。）
    刘氏此段文字里有两点最值得指出：第一，他意识到外来的新知与固有的材料两相参 证对古代史研究的进展很有意义。第二，他所谓的书籍、文字、器物这三种材料，如依 其来源和性质来再分，则将之可归纳为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二种。他虽然尚未明确提示 这两种资料互相释证的具体方法，但却已注意到其间颇具互补性，因此主张引进西方田 野考古学，发掘地下遗物资料。这两点见解均体现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而我们从 第二点可以看到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三 余论
    就以上所言，刘氏早期的史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皆充分展示出晚清新史学的一些主 要实绩。关于新史学的建树，刘氏何以能作出如此贡献？对此一问题，当然会有多种看 法，这里可以粗略言之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刘师培新史学颇具现实针对性。史家留心刘氏学术论著，便知他不甚善于描述 自己著作的现实动机和目的。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他在《凡例》中将学术上的 著作目的予以清楚地交待，而对其背后的现实动机却未提及。但这个疑问的解答可以从 他与夏曾佑的学术关系寻得一些线索。
    夏氏长刘氏19岁。1903年前后，刘氏与夏氏之间曾有过直接的学术来往，讨论过有关 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此事见诸刘氏笔墨（注：刘氏在1903年写成的《攘书》中说：“钱 塘夏卿语余曰：上古时为游牧时代，民皆食肉衣皮。至尧舜时，始为耕稼时代，然上级 之民，仍肉食，下级之民，始粒食，故《书》言黎民阻饥”。可惜的是，因缺乏资料， 无法进一步考证刘、夏二先生来往的具体情形。刘文见《遗书》第18册，《攘书》，页 71a。）。其实，刘氏早期的史学论著中，多处有着夏氏的影子（注：参见《遗书》第14 册，《周末学术史序》，页33b至34a；第19册，《古政原始论》，页18b；第50册，《 左庵外集》卷10，《论古代人民以商武立国》，页8a；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1册，页41b。又见刘师培：《古今文考》，《左庵集》卷3，页16b至17a。）。尤其是夏 氏《中国社会之原》（1903-1904）和《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全3册）》（1904-1906） 对于刘氏史学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夏曾佑的古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甲午战争以后，夏氏由于“马关条约”激起 的屈辱感和危机感，认识到清代“其变已穷”，社会巨变“将在此百年间。③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51至261。”前面已说过，夏氏 为了解释这场社会巨变的来去及其造因，认真探讨过中国历史，且追究国家、社会的起 源。在他看来，“中国政教，以先秦为一大关键。先秦以后，方有史册可凭；先秦以前 ，所传五帝、三王之道与事，但有教门之书，绝无国家之史。（注：引文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页251。）”正因如此，夏氏重新研究古代史，写成《中国社会之原 》。该文在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分四期连载。根据现存的资料，初 步可以肯定此文是《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初稿（注：别史：《中国社会之 原》，《新民从报》第46至48号合本（1904年2月），《论著门》，《论说》，页1。夏氏 在该文开头处附记表明：“是书陆续编成，次第尚未排定，文体亦不一例，俟长编毕后 ，再行简练成书，今先刊其稿于此，读者谅之”。夏氏此处所谓“再行成书”便是《最 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这本史著的现实动机，夏氏《自叙》表明得最清楚 ：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虽然 ，有难言者，神州建国既古……洎乎今日……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 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是必 有一书焉（注：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叙》，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3年10版，页1。）。
    显而易见，夏书“总以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民国商务 印书馆大学丛书本，页2。）。该书的这种现实动机对于刘氏早期的治史产生较大的影响 。刘氏既极娴熟先秦典籍，又受到夏氏引发，同感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 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 书》第1册，《凡例》，页1a。）。因此，他从1903年起亦引经据典重新研究先秦史，进 而探寻中国的国家、社会、文明之起源。这些治史成果，后来完全纳入到《中国历史教 科书》里（注：参见《遗书》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39ab；第18册，《古政原 论》；第46册，《左庵外集》卷6，《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社》、《国》等条 ，页2b至页7b；第50册，《左庵外集》卷10，《论古代人民以商武立国》，页8a；第69 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65册，《伦理教科书》第2册。）。可见，刘、夏二 氏的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针对性也使得刘、夏二部书同时能 成为代表晚清新史学的首次实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