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史学著作撰写的初步尝试及其成就
    刘氏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其成果主要有《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 历史教科书（全三册）》，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编辑乡土志序例》等论著。其中又 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最重要。
    《中国历史教科书》写成于1905至1906年间，它吸收了刘氏1903年以来研究古史的主 要成果。全书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至殷商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则为西周史 的研究，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刘氏在这部书里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历 史，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仅是刘氏本人探索新史学的成果的结晶，而 且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同为最能代表晚清新史学的初始之作。下面 即拟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主要依据，并辅以其他相关的刘氏论史著作，来讨论刘师 培在新史学建树方面的具体成果和意义。
    首先，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民史”。刘氏认为，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 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 书》第1册，《凡例》，页1a。）”所以，史家要弥补旧史学的这些缺点而新修民史，就 必须着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变迁、政体变动、文化演变三项因素。如他在所著《黄帝纪 年说·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中郑重声明：“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 政体、三文化”。接着他又举出具体的事例：在中国民族的变迁方面，“记周避犬戎者 ，记异族战胜汉族之始也；记晋避五胡者，记异族入主中华之始也；记沙陀、金、元者 ，为异族僭位记也；记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为记汉族光复记也；记联军入北京 者，为汉族将受制于西人记也。”在政治制度之变化上，“夏禹即位，曷为记？为君主 世袭记也；商汤即位，曷为记？为诸侯革命记也；周民逐厉王，曷为记？为平民革命记也 ；秦始皇、陈涉，曷为记？为君权、民权之消长记也。”至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则“黄 帝时代，文化胚胎时代也；唐尧之时代，文明渐起时代也；周武时代，文治极盛之时代 也，故于其即位也，特记之。而孔子者，又集中中国学术之大成者也，故于其降生也， 亦记之。（注：《黄帝纪年说（附：大事表）》，黄子孙编辑：《黄帝魂》，上海，新中 华书社，民国3年再版，页4；《遗书》第54册，《左庵外集》卷14，《黄帝纪年说》， 页2b至3a。）”这种观点，刘氏后来将之体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里，因而该 书《凡例》表明，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重点便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 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五端（注：《遗书》第6 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b。）。刘氏该书不再以帝王为历史记 载的中心，即站在一般人民的立场，记述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学术文化等。这种以国 民为价值标准的历史记述最能说明晚清史学界在史学思考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
    值得一提的是，刘氏注意到历代史官地位之递降和其对纂修史书的影响，从而也谋求 纂修民史的方案。在他看来，“书契以降，君权、史权互为消长……魏晋以下政府操监 督史臣之权……宋明以下史禁日严。及建虏入关，乃日以监谤”。于是，官修史书“大 抵出于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因此，史家欲为人民撰写新史信史，必须取材于野史 、笔记小说等私家著作。如此，“则信史之成，必有计日可待者。（注：无畏：《新史 篇》，《警钟日报》1904年（光绪30年）8月2号第1版，《征文》，页1478。）”
    其次，大胆尝试新的史书体例。以《中国民族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部史书为 例，在编撰方式上，刘氏参酌中西史体的异同，采取“章节体”。中国旧史学的发展， 至清代中期，章学诚已认识到改进史书编纂方法，以利于反映历史演进大势的要求。他 的方案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注：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 学诚遗书》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据嘉业堂版影印本，页81。）。章氏对新史体的探 索，成为晚清史家学习西方史学而从事创新史著体裁的凭借。刘氏更进一步比较中西史 著体裁的异同，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 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注：《遗书》第69册 ，《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a。）”因此，刘氏把中国编年体和三通体 的特点糅和到新学的章节体叙述形式中。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各科，“咸以时代区先 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注：《遗书》 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a。）”刘氏该书同夏曾佑《中国最 近中学历史教科书》（1904-1906）两部，均是近代初次成功地运用“章节体”的通史。 这种章节体的修史方式，因比旧体裁的史书容量大，系统性强，所以一直被沿用，至今 流行不衰。
    与此同时，刘氏也开始尝试新的学术史编写体例之建立。《周末学术史序》和《两汉 学术发微论》二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前篇把周末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名学） 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 、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16类，加以分析 。其中，术数学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等部门。该文宗旨在于分析 先秦诸子的义理，而不在考证诸子书，因其“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 注：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序》，《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学 篇》，商务本第1册，页70；《遗书》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2a。）”后篇则借 用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的学理，发明两汉经学的内涵。刘氏在该两篇文章中采用西 方的学科分类和学术概念，重新研究古代学术史，进而也探索学术史的新体例。确如他 在前篇里特别注明的：“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指《周末学术史》-引者）之体，拟 以学科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注：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序》，《 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学篇》，商务本第1册，页70；《遗书》 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2a。）”可见，刘氏所构想的学术史体例是不以人为中 心而以学科为中心的。这种新体例非常清楚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消息，即学术史已开始 走上了一条新路。
    再次，提倡新方法、发掘新材料。为了建立新史学，必须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和治 史方法。关于这些问题，刘氏也提出独创一格的见解。他在《古政原论始论·总叙》中 ，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会学所得出的定例检视之 ，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其文为：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
    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而《三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 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驯，为缙绅先生所弗道。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虽记事 各殊，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