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以还，国力衰退，吏治败坏，财政匮乏，内乱此伏彼起。同时，外患又接踵 而来，英国等西方列强交相入侵，然而嘉道年间，汉学一统天下的气势尚未完全消散， 高明之士仍然趋之若鹜，专治古学，不问时事。因此，一些学者立足于宋学和经今文学 ，严厉申斥汉学为与现实问题完全脱节的无用之学。作为治经治史法门的小学，亦自然 成为受到猛烈批评的一个焦点。当时，方东树为桐城派姚门四弟子之一，又是最坚定的 宋学卫道士。方氏以宋学的眼光指责经史考证为“乱经畔道”之学。他说：“历观（汉 学-引者）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说， 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 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 例》，《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光绪辛卯鼎冬重雕本，页1b。）”方氏是从分 析经学考证的知识结构着手，非难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注：方东树： 《<汉学商兑>后序》，《仪卫轩文集》卷4，《序》，页4a。），而小学也因之受到一种 消极的影响。
    到了晚清经今文学复兴，又有所谓“革郑、许而崇博士”的复古运动。廖平、康有为 等今文大师相继集中攻击经古文学的治学法宝小学。廖氏在经学二变时期（1887-1897） 之代表作《古学考》一书中，先对小学创始人刘歆发难，说：“今古之分，师说训诂亦 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 ，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 得不多用训诂……训诂则望文生义，铢称寸量，多乖实义。（注：廖平：《古学考》， 台北，开明书店，民国58年台1版，页41至42。）”廖氏又就“通经致用”的角度，诊断 乾嘉以来经学考证的脉搏，直以“无济实用”排斥小学。其论点为：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综 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读经、读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劝学篇》 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实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 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注：廖平：《知圣篇》，蒙默编校：《（中国现代学术 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58。）。
    此处，廖氏评价乾嘉汉学时所采用的标准，虽然远远超过了纯学术的范围，但是如果 就清末中国面临的巨大政治、社会危机看，即不得不承认其为一针见血之论。另一位今 文大师康有为的小学观与廖氏持论非常契合。康氏认为：“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 ，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自是六经微言大义 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注：康有为：《伪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 5年，页98。）”康氏甚至援引西方言语学的研究成果做旁证（注：康有为：《伪经考》 ，页90至91。），以证实小学的罪状。廖康二人欲彻底摧破小学之论，对古文经学的法 宝--小学造成严重的打击，以致孙诒让有“世变方亟，兹学几绝”之叹息（注：孙诒 让：《叙录》，《名原》，页2a。）。从廖、康二人反经古文学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阮 、孙等少数汉学家虽然对小学的不足有所弥补，但已不能重现旧观。清末小学的外部知 识关系还是完全局限于经史考证范围内，确实有更进一步革新的必要（注：参见周予同 ：《经今古文学》，中华书局，1957年，页31。），而刘师培恰好是当时能够担负此项 重任之人。
    刘师培作为晚清经古文学界的一位巨人，自然最熟悉清代小学演变的脉动。对刘氏来 说，廖、康二人对小学的断罪实为当头一棒的突袭，所以他不只反击经今文学的理论， 同时也仰承阮元至孙诒让的遗绪，给小学开辟一条新路。刘氏认为，小学并非今文大师 所谓的“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他在《古政原始论》中倡言 ：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 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 三曰器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 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注：《遗书》第19册，《古政原始论》，《总叙》，页1ab。）
    这一段文字对于了解刘氏改造小学的动机、方向和“以字诠史”的形成极为重要。
    一、这里最能透露出刘氏想极力回击经今文学派挑战的心理。他之所以如此持论，是 针对康氏《孔子改制考》而发的。康氏可谓当时经今文派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代言人，他 在这部书里提出了“上古茫昧无稽考”的观点（注：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姜义 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至9。）。而刘氏则深信透过 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以社会进化论的定例检视之，即可以探寻“古代 人群之情况”。因此，他严厉地反问：“孰谓考古者之无徵哉！（注：《遗书》第19册， 《古政原始论》，《总叙》，页3a。）”
    二、刘氏明确指出，小学具有解释社会问题的功能。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 所以形成当今困境的根源--古政及古代人群之情况。而小学正好可以为解释当前课题 之所由来提供一条门路--通过观察汉字偏旁，“足窥治化之浅深”。故治小学，必有 助于察来彰往。这就是小学的实用性所在。
    三、从刘氏所言可以看到，他改造小学的主要方向之一是“以字诠史”。刘氏此辩虽 然甚有道理，不过仅当面回击康、廖二公等今文学派对小学的袭扰，还是远远不够的。 就小学本身的知识结构而言，其间尚多必需进行具体改善之处。基于此，刘氏不独企图 发前人所未发的传统小学之微，（注：这项学术成绩以《小学发微》、《小学发微补》 为代表。刘氏早期的论著题名用“发微”字样者特多，在《两汉学术发微论》一文中， 他释题云：“发微者，就汉儒精确之论而宣究其理耳。”见《遗书》第15册，《两汉学 术发微论》，《总序》，页1b。）同时也尝试将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西学新知灌注到 其血脉之中。不仅如此，刘氏更进一步把启蒙思想隐藏于小学研究里，（注：刘氏在《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里，用社会学的眼光治小学，且将批判君主专制、尊重女 权等启蒙思想注入到其间。参见《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论小学与社会 学之关系》，页1a、页2a至3b、页11a、页13a。）赋予其强烈的时代精神。这些不独成 为刘氏以字诠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构成他小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即刘氏顺着清代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去接受社会 学说，交汇成以字诠史的方法。他说：“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 情况”；“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前者是承接阮、孙两先生的小学旧统而来 ；后者则借以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加强小学对古史的解释功能。换句话说，刘氏先 继承阮、孙的治学方法，再运用社会学说的定例，以期把小学与社会学两相互释。这就 是刘氏之所以能“以字诠史”的旧学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