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 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 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 的。”他并不轻视理论，但他认为理论必须与材料相结合，由材料来实证。“有些史料 ，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 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 但图案画并不是房子。方法是史学所必须，但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 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 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对于搜集材料有成绩的，又会希望他们加强理论 方法的学习。如他在称赞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的研究风气时说：“龚化龙先生是在武汉大 学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李先生指导下的学人，自有一种风气。他们详 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他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这种治学精神，如果再加以经济 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了这门学问大张旗鼓的。”（注：陶希圣：《编 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有了材料，就更显得理论方 法的重要，须要理论的陶冶和哲学的引导了。
    不持偏见、公平的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 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 物史观。宣传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广告就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 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注：见《食货》半月 刊多期。）陶希圣曾颇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话来反击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他说：“学术 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都是用唯物 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 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 便易受别人的攻击。”（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4期。）从 他这三点声明看：（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虽然不都是， 主编人应该是吧？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主编是的意思。（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 是一件事。”这是和当时左派所执的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划清界限。（三）“这个方法的 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这是真实而又有感情的道 出他心的深处是执着唯物史观的。
    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过去的学术思想时，曾说他是“社会史观”、是“旁门左道 ”。他说：“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 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 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 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 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 刊社1980年出版。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这里是从陶晋生的《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 文中转引的。）
    所谓“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的正统历史学，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适先生 为首的当时在中国历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学派。
    这里，他说他的观点是“社会史观”，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 ，以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 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 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 自成一种学风。”（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
    在别处，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观时也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 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 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用心用意，把《国家论》译为中文，交新生命书局出版。 ”（注：转引自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第2期（1999年6月）。）
    细绎陶氏的著作，应该说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 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
    从《食货》创刊号起就刊有“食货学会会约”。但据我所知，即使按会约规定这极松 散的学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上有个“食货学 派”。
    在《食货》上写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货》的“宗旨”的。抗日战争一发生， 《食货》停刊，《食货》的写稿人也就散了。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 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 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当然，学术思想上属于食货学派的还 有一些人，后来联系不多，连士升搞翻译，沈巨尘作官，都不再作社会史研究。食货人 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远。此人粗犷、厚道、勤奋，而有智慧。可惜！鞠、武、沈都误 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官。
    有个全汉昇，是我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最近以90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他 在《食货》上写过文章。他最有成就、有贡献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1942年出版）刊载的《中古自然经济》。他1935年毕业后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 社会经济史论文很多。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 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
    《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 后应运而生的。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 ，应该有它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