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材料和重理论
    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 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理 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 中国社会史来说，也已争论了数十年。
    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 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提高，也就不断 提高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
    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 货”。他们都忽略了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举个例子说，《论语 》上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注：《论语·先进》篇。），两千多年来，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大多从仕进先后释先 进后进，从朴野释野人。实在说，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是一种解 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也是低档货。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对这句话作出确切的 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给周族贵族殖民， 到处地组成不平等部落联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 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进文明的周人，称为君子 ，即贵人。（注：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年，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要 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货？无他，傅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 ，有了近代西方的先进史学理论和方法。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分理论一 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样说，和说“一分材料一分货，十 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颇。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应 当是：重材料，也重理论方法。材料是基础，没有材料便无货可出，没有原料，出个啥 货？理论、方法是提货单。有了理论方法才能提货，才能提出质量高的货。
    和材料、理论问题有关的，我曾写过一篇《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学》。在这篇文 章里我说过：“就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能力来说，它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 的。人对历史客观实际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浅到 深，由假到真。历史实际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即历史 学，是主观的。历史学家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照相机即认识能力（我在文章里曾把人认识 客观的能力比作画像和照相机），使历史学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不要满足于 路途中（过程中）所识的假象。”（注：何兹全：《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学》，《北 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版（2001年8月20日）。）我还写过一篇《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 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注：何兹全：《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 然段》，《光明日报》史林版（1999年1月29日）。），我说：
    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 。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 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
    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 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提出研究自然段的意义在于：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 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 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但在空论太多时，不妨用来提醒自己。
    重视材料，让史料说话，并不是反对理论，不用理论，至少我个人没有这个意思。理 论就是思想。世上不存在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理论的人。思想理论，就 是人对自我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思想理论，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现代人 和古代人、原始人对自我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一样。思想理论来自客观，是客观世界 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客观世界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理论就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越进 步，人类的思想文化素质（也就是理论）就会越高，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对客观实际的认 识也就会越高越深刻。理论是在反复中提高的，认识是在反复中加深的。提出先研究历 史的自然段，重事实重材料，不是不要理论，要的是更高层次的理论。
    两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论述材料和理论轻重的本身，但都在说明材料和理论的深层关系 。
    我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撰的《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辞条里，曾 对我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的评述，我说：“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 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有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 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 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