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国人文主义活动的特点
    英国文艺复兴开始的时间比德、法都晚，其最初的文化载体主要在伦敦和牛津大学，其特点是：1.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国文艺复兴进入高潮。牛津大学是人文主义小组活动的核心。初期以研读意大利早期“文学三杰”等人作品为主。著名代表有：拉提玛、里纳加和柯列特等人。2.都铎王朝人文主义活动的应用性明显，重视办教育，活动中强调“培养人们的素养、美德和积极的基督教生活，尤其是人们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柯列特创办的圣保罗“中等学校”，不受教会控制，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宗教改革。如，威廉·里利、艾利奥特、阿斯卡蒙等著名教育思想家。3.人文主义的某些活动，曾受到英王亨利八世的保护。莫尔“因在英国政府中任要职，因而有利于他推进人文主义的活动。”4.英国由于原始积累和圈地运动中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化，因而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揭露与抨击“羊吃人”的内容和反映贫富分化的内容深刻。5.英国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驰名世界，他被誉为“戏剧的奠基人”，英国的戏剧从露天剧场转入剧院，英国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剧团是欧洲的首创。
    （五）西班牙兴晚衰早的文艺复兴运动
    由于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西班牙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初才兴起，人文主义思想受封建贵族阶级和天主教会的影响显著。
    1.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对外殖民侵略活动多，故人文主义者如修道士拉斯·卡萨斯等人论述和揭露殖民侵略的内容较多。2.西班牙国王斐连南和伊萨伯拉等王室成员曾对人文主义活动给予庇护和支持，聘其任宫廷高职，人文主义者涅波尔赫、巴列思第亚等人编著各类词典作品颇丰。许多人文主义者对西班牙专制君主评价甚高。3.西班牙的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影响较大。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维加的《羊泉村》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丑恶，同情劳动人民，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4.西班牙长期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曾将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向西欧传播，自然科学和大学教育较发达，许多人文主义者热心于办学活动。5.各种艺术作品（绘画、雕刻及建筑等）形式多样，西班牙恢复失地运动的时间长。西班牙北部盛行的是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习俗，受法、德、以及尼德兰的影响大，而南部和中部则大量融入阿拉伯文化的特征和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在东欧的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北欧的瑞典等国亦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某些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显著成就，在某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是同宗教改革同时展开的。
    四、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
    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类历史有过重大影响，其范围不限于欧洲，而且影响及于中国，传播状况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明末清初、清末、五四运动及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对欧洲先进文化的借鉴、研究和引进，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掀起了热潮。
    （一）明末清初文艺复兴文化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
    西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教士曾把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科技传入中国，为西学东渐中的重要内容。关于早期耶稣会教士是否将文艺复兴文化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国学者曾有过歧见。有的学者认为：“耶稣教会的本质就规定了他们不可能传来真正的科学”，“甚至不可能比较客观地介绍一些古希腊”。[6]（P1189）还有人主张：“传教士所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而是当时的旧学，这即是说，不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与文化，而是与此相对立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6]（P1193） 还有的评述道：“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科学家隐瞒了近代科学的成就……”，甚至说：“当时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科学知识，仍停留在希腊时代的水平上。”[7]（P155）
    应当指出，耶稣会士在早期来华的“西学东渐”过程中，确实传入了一部分文艺复兴时代西欧先进科技，当然传来的不可能全部都是最新的科技成就，但绝非都是停留在古希腊水平上的东西。这是因为：
    1.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华文明包括科技水平比西方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6～17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技开始落后于西方，但仍有一定的水平，某些科学名著是蜚声中外的，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完成），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名著在医药、科技、农业、地理等方面的成就仍较高。耶稣会教士向中国介绍的西学若只是陈旧的古希腊的水平，则无法打开局面，当时耶稣会教士强调要执行“知识传教”的路线，必须用新的科技知识，才能在中国立足，否则难以传播宗教。
    2.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新科技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有从古学向新学逐步发展的过渡时期。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日心体系学说的确立（1543年）是天文学的革命，它推动了物理学和数学的重大发展，但生物学的新发展和生理学的建立是在17世纪，化学则是18世纪才有突破。所以早期耶稣会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当中，古学里有新，新学中仍有古。要求和认为“西学东渐”中全是最新科技既不可能，也脱离实际。
    3.早期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华的西学，因他们本身受到天主教的教义、教规所限，有时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16世纪末，日心说在欧洲已广泛传播，但是，在华的耶稣会教士当“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罪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他们便不敢坚持日心说，而换成托勒密的地心说。
    4.早期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播的西学，主要介绍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成就，例如：伽利略在1607年著的《比例规演解》，传教士邓玉函在1627年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中已有介绍。1630年，罗雅谷撰写的《比例规解》一书，便是参照伽利略的著述完成的。庞迪我等人参加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大量引用了哥白尼的研究和丹麦第谷的宇宙体系学说。医学方面，尼德兰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论，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都及时传入中国。英国耐普尔的对数研究成果是由教士穆尼阁传至中国的，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万国舆图》是由利玛窦带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