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转型，在这个方面，冲突往往很尖锐。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职业集团、政治力量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等对转型中的社会是否需要政治转型、如何转型、何时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转型等等都会有巨大的意见分歧，因此政治转型往往是现代社会转型中一个最困难的方面，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制度变化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本是无可避免的，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有诸多利益分歧，因此冲突和对抗也不可避免，并且持久而且严峻。尽管如此，解决冲突的方式却不只一端，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般而言，冲突的解决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使用非暴力手段；政治转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暴力的形式，另一种是和平、渐变的形式。英国是和平实行政治变革的最典型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和平的政治变革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却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走通和平变革的路。本文对英国的经历予以回顾，以求对这个问题有所回答。
    英国的和平变革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历史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英国人在经验中学会了妥协与让步，由此而摸索出和平变革的方式。17世纪英国开始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时候，它最早尝试的是暴力解决方式，也就是用革命战争来推翻专制王权。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发现战争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冲突，进而实行政治转型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17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事件即内战（英国革命，1640-1660年）和“光荣革命”（1688-1689年）使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为英国后来的历史道路标明了方向。
    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迈出了政治转型的第一步，也就是克服了专制王权，把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国王）手里转到一群人（贵族）手里，实现了权力的第一次扩散[1]。从转型的方式看，内战是暴力的方式，光荣革命是和平的方式；内战为光荣革命打下铺垫，光荣革命则解决了内战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光荣革命更为重要，因为它为和平变革的道路开了先河。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因为统治集团在内部实行了妥协，不仅贵族两个派别相互妥协，而且议会和王权实行妥协，这是光荣革命与内战的不同之处[2]。但光荣革命仅仅是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它开创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寡头政治（贵族统治）的转变，却并没有建立民主制；以后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将会是更艰巨的任务。因此，光荣革命的非暴力先例并不能保证和平变革的方式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继续扩散，一直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些阶层其实是原来的被统治群体。从光荣革命本身的过程看，非暴力不流血在当时也只是偶然的事件，若不是王军统帅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即后来的马尔博罗公爵）临阵倒戈，投到威廉三世旗下，双方本来是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即使在光荣革命中，统治集团靠相互的妥协避免了流血、同时又改变了政治体制；那么当以后普通民众提出参政要求，对整个统治集团提出挑战时，光荣革命所体现的不流血方式是否仍然可行呢？
    光荣革命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它只建立了贵族寡头制。虽说在当时的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英国的制度是最开放、最有包容性的，致使许多欧洲人对英国的制度羡慕不已，大力倡导向英国学习[3]；但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这个制度的历史合理性逐渐消失了，它的不合理性也越来越明显。新的变化是由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革命为新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推动力。在工业革命中，有两个新的阶级在社会阶梯上崛起，其中一是“中等阶级”，二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是一个中间等级的群体，其组成包括从有钱的厂主、经销商到一般的店主、商人、律师、军官、牧师乃至普通的乡村教师、中等商贩等等，应有尽有。工人阶级也包括不同的种类和行业，在工业革命中，他们开始形成共同的意识和阶级认同。中等阶级因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一无所有的政治地位太不相称而感到不满，因此要求政治变革；工人阶级则因在工业革命中经济地位受到影响，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丧失生活的保障而忍无可忍，也对现存的制度提出质疑。这样，两个新阶级都希望改变政治制度，通过改革议会而达到各自的目标。改革的呼声起于1760年代，后来逐渐发展成强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议会改革运动”。
    议会改革运动的实质是打破贵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也就是否定光荣革命所构建的政治框架。光荣革命曾成功地将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手中扩散到一群人手中，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只是现代政治转型的第一步。直至18世纪中叶，权力仍然掌握在百十个贵族手中，其他社会力量完全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坎农所说：“贵族权力在1761年达到顶峰”，“从外观上看它和原来别无二致，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被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它比原来更狭隘、更具有寡头性质。”[4]（p.49） 英国统治者对英国的制度骄傲不已，他们说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5]（p.273）。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不无根据，因为在那个全世界都被专制主义所笼罩的时代，唯独英国已经走出了专制阶段，成为世界上其他许多人所羡慕的对象，这当然就给新的制度转变增加了难度，若不是工业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光荣革命所创建的制度应该还可以再维持下去的。
    然而工业革命终究不可阻挡，它迫使社会各方面都必须发生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终于使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现实脱节太远，人们也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进行新的变革，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变动，脱节所造成的张力终将把社会引向危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变革终究要发生，问题是如何发生、用何种方式发生？这就是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