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通讯会时期这个现象已经很明显。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成立后（1792年1月），它通过发展会员、小组活动、散发传单、召开会员大会等手段宣传群众，同时与全国相类似的组织保持通讯联系，与中等阶级改革团体如“宪法知识会”等协调活动。1793年5月，它和其他团体发起请愿活动，共向议会提交了36份请愿书，其中多数都以“不合行文规格”为由被退回，但伦敦通讯会自己的一份请愿书却被议会接受了，当然最后还是被否决。通讯会于是企图模仿当时法国国民公会的做法，于11月召开了一个“全英国的国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许多改革派组织，包括“宪法通讯会”。会议号召所有改革派团体协同行动，争取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和年度召开的议会。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革命的梦魇深深地恐吓着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于是进行镇压，不仅将会议的组织者审判、流放，而且把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的领导人逮捕、起诉，从而极大地打击了改革派力量。在经历这次打击后伦敦通讯会消沉了一年多时间，到1795年恢复积极的活动，相继在6月和10月召开两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据估计与会人数都达到10万左右。这两次大会引来了政府的强烈反弹，政府制定法令，限制结社活动，实际上是使激进派团体无法开展活动。此后，通讯会内部的和平派逐渐退出，暴力派控制了领导层，而会员人数也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革命密谋的方式，并试图与爱尔兰的暴力团体“联合爱尔兰人”协同行动。1799年，政府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取缔了伦敦通讯会[20]。
    但政府的镇压反而使工人激进派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了，19世纪最初几年不断透露出有下层民众的革命密谋活动被发现的案例。1810年代爆发大规模的“卢德运动”；两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它背后隐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工人运动的暴力形式[21]（pp.24,39）。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15年），英国政府放宽了管制，工人的政治活动却很快又以和平斗争的方式重新表现出来了，而且发展很快。在以后四年中，温和的激进主义两次形成巨大高潮，而政府又两次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结果每当镇压激烈时，暴力活动就出现，1817年的“彭特里奇起义”和1820年的“卡图街密谋”就都是这样[22]。再往后，就出现1830-1832年的改革高潮了，如果我们注意到高潮过程中的几次反复就都会发现：每当辉格党的改革方案进展顺利时，民众就会平静地等待改革的结果；而一旦出现波折，尤其是在1832年5 月出现托利党组阁的大危机时（前面已经提到），工人民众的情绪就会转趋激烈，并立刻引发大量自发（虽然是分散）的暴力活动。在1832年5月的大危机中，中等阶级激进派和工人激进派都开始谈论发动革命的可能性，相互甚至开始接触，探讨协调行动的问题[23]。英国在这时可谓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它面临着社会力量大组合的选择：是“无权的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有权的阶级”，一起改变国家的制度（这意味着法国式的大革命）[24]；还是“有钱的阶级”彼此认同结成同盟，共同应付“无钱的阶级”的反叛（这意味着贵族统治者必须向中等阶级做出让步，让他们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历史的大抉择！而就是在这种“革命威胁”的逼迫下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向中等阶级让步，导致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25]。
    这里必须提及一支力量，那就是辉格党集团。辉格党是土地贵族的政治结盟，是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的派别，从成员身份方面说，辉格党比托利党更具备大贵族的色彩。17世纪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辉格党起过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上半叶它长期执政，奠定了君主立宪的基础，当然也充当着贵族政治的基石。但从18世纪下半叶起它就长期在野，结果是逐渐同情议会改革，认为自己的下野与议会制度的腐败有关。议会改革运动兴起后它一直充当改革派的盟友，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人民之友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与中下层激进团体协调行动。19世纪初辉格党退出积极活动的舞台，但只要有需要，它的领袖人物还是站出来，保护中下层改革人士不受到政府的过分迫害。辉格党集团的亲改革立场使和平变革的希望始终存在，人们一直指望：有朝一日辉格党重新掌权时就会提出改革的方案，实施改革。1830年辉格党组阁后果然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可以预料的是：如果辉格党的改革失败，民众会作如何反响，英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辉格党其实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没有这座桥，改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反过来说：一旦这座桥断裂，改革的道路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就是1832年“革命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之所在。
    辉格党改革的动机很明确，这就是“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9]（p.817）。辉格党很清楚：在变革的潮流已不可阻挡时，将变革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对统治者而言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26]（p.109），可以避免现存制度的整体崩溃。正因为如此，1832年辉格党一上台，立即提出改革的方案，着手进行可控制的改革。辉格党的策略是：向中等阶级让步，在财产的基础上结成上层和中层的联盟，重建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挽救正在坍塌的贵族政治。这个策略如能实现，就能拆散“无权的阶级”间一直存在的潜在的认同关系，不让它们像在法国那样正式结盟、发动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同时立刻就能把中等阶级拉入到“有钱的阶级”的政治俱乐部里来，让他们成为原有制度的新的社会基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它能顺应中下层人民变革的愿望，同时又保住了现有的制度，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给中等阶级选举权，让他们成为“有权的阶级”。格雷内阁提出的改革方案正是这样来设计的：它使中等阶级的主体部分得到选举权，同时排斥整个下层甚至中间等级的下层部分[27]（p.147）。通过这样一个让步，中下层结盟发动法国式革命的危险被消除了，变革被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
    但问题是：一旦改革的闸门打开，民主的潮流就会涌进来，托利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竭力反对变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