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官之史及其变迁
    周朝的制度，各诸侯国的史记最初是由周王朝掌握的。司马迁说：诸侯国之史记“独 藏周室”，（注：《史记·六国年表序》。）可见。不过，随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周 王朝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各诸侯国乘时而起，僭越之风波荡天下，其礼乐制度也随之崩 坏。周礼乐制度的瓦解，影响到方方面面。各国的史书撰作自然也不例外。墨子已有“ 百国《春秋》”之说，（注：见《隋书》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曰：“吾见百国《 春秋》。”）孟子更指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可以想见东周诸侯国争相自造历史的盛况。孟子之说还可使我们藉以窥知晋、楚等国对修史之重 视。
    晋国史学的发达，可从《国语》中得到证实。众所周知，《国语》中由于记晋事独多 ，有论者甚至推测作者为晋人。其实，合理的解释是晋国的历史记载，本来就较为丰富 。战国魏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属于晋史系统，但与《国语·晋语》的史料来源明 显不同，这一点从《左传》也可以得到印证。据司马迁说，《左传》乃鲁君子左丘明所 作，照理对于鲁国之事记述应该最详，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少《春秋》提到的鲁事，《 左传》无所述及，或所述简略。而《左传》之记载晋事则仍然十分详尽，篇幅上也较诸 国为“独多”。（注：可参见前引金毓黻著第44页以及吕思勉著《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9页。）
    《国语》载各国事详略差异甚大，也反映出各国史学发展的差异。相反的佐证是秦史 ，《国语》中没有“秦语”，《左传》中记秦事大多因于晋事，其源于晋史记载的痕迹 甚为明显。司马迁尝亲见秦史（称为《秦记》），指出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简 陋可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指出春秋的青铜器铭文以晋、郑、齐、鲁、楚等国最 为突出，（注：参见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2-4期。）而《左传》中记载诸国史事之多寡情况，与之约略相同。看来这绝非偶然 的巧合，它反映出这些诸侯国的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的事实。
    四、孔子《春秋》与“春秋笔法”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剧变，史学的传统亦因“礼崩乐坏”而发生剧变。其中，孔子以 “微言大义”改造鲁史而修《春秋》，左丘明因《春秋》而作《左传》，又综合诸国旧 文而著《国语》，在春秋史学繁荣的基础上，开出了史学的新传统。（注：章炳麟言：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 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见章氏丛书“国故论衡”第66页 。金毓黻认为：“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第36页），“（《国语》）为 春秋时代古史之一”（第42页），均见前引金氏著。）
    孔子的做法，董仲舒曾加以概括，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 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董氏的说法一定有所继承，当与孔子修《春秋》之意不悖；但也已有添加，不完全是 孔子的原意了。如果仅就“作《春秋》以明王道”而论，这种做法，可以一言蔽之，曰 ：史以载道。也就是说，历史之作，从根本上是要为政治理想（王道）服务的。历史记载 什么？不记载什么？怎么记载？都要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裁定。孔子修《春秋》，为了符合 政治标准，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可以改写。（注：《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又每“为尊者讳”，即此类也。）这对于西周以来强调“忠实 记录”的史学传统--直笔（例如南史）--无疑是个重大的原则性改革。
    孔子又将他对现实政治（人事）的针砭，隐蔽在简略的文字记载之下。《史记·十二诸 侯年表》称：“（孔子既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 辞，不可以书见也。”此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这样做的结果，更进一步引导 读者刻意寻绎其政治评价的“微言大义”，而忽略其史实记载之真伪了。作为两汉显学 的《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便是有力的证据。（注：见周予同：《群经概论》，《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3-270页。）尤其是，在汉代 《春秋》一旦纳入“经学”，它的“史学”本质就发生根本的改变了。
    孔子虽说是借用《春秋》之史的外衣，发表其政治哲学思想，本意殊不在史学，更无 论史学传统之革新。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主要就是政治史，而且孔子乃“万世师表” ，其于中国文化（包括史学）传统影响至深且巨，所以，孔子修《春秋》也就具有多方面 的意义，包括对于古代史学传统革新的重大意义。他的革新，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开 了私家修史的先河；第二，提出了史学的道德精神；第三，创造了“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