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左丘明之《左传》、《国语》及其异同
    被汉儒经古文派称为《春秋》内外传的《左传》和《国语》，（注：金毓黻曰：“《春 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 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见前引金氏著第43页。）据传都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 虽然后人于此有所怀疑，但其实要否定《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西汉刘向、刘歆父 子《七略》的“删要”本）的说法并不容易。在没有直接实据以前，我们宁可相信去古 未远的汉朝人的说法。
    不过，两书虽同出左氏之手，在文体上却是不同的。关于《左传》，司马迁在《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指出：“（孔子既作《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 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今观《左传》，其例有诂 训、有注解、有述义、有记事，是一种混合的文体。而《国语》则以记言为主，兼及叙 事，虽然偶有时贤评语夹于文中，基本上属于纯记述性的文体。《左传》确是孔子《春 秋》的“传”，而《国语》其实是一部独立成书的、不折不扣的史著。值得注意的是， 司马迁著《史记》，大量采用了《国语》，而于《左传》则时有增删，似乎在他心目中 ，作为“直笔”的《国语》和杂以“曲笔”的《左传》，两者相较，前者更符合史家传 统一些。
    此外，《国语》是将各国旧文资料辑录编成，文成众手；《左传》则是对于各国史事 重新加以叙述，文出一手。后人多讥议《国语》编录旧文，或以为是左氏将著《左传》 后剩下的原始材料另篇而成；或以为是左氏既失明之后，不能手著，惟有从事文献编撰 ；或以为《国语》本来就不是一人一时所作。（注：例如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 》即主是说，见徐元诰：《国语集解》附录，中华书局，2002年。）其实，他们都忽略 了一点，即在春秋战国间，当时著史的传统就是“编录旧文”，孔子如此，左氏如此， 司马迁如此，甚至班固还是如此。虽然后两位添加了写作的成分，但《史记》和《汉书 》中大量抄录前人的文献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迁、固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它是史著 的传统--从来如此。反而像《左传》将史实改写的做法，并不符合古史的传统，从司 马迁的说明也可见他并未视《左传》为真正的史著。不过，《左传》又透露出了史著的 革新消息，成为后来《史记》、《汉书》的先导。
    《左传》和《国语》虽然有以上的差别，但作为同出于左丘明的著作，它们却是大同 而小异的。这集中表现在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精神方面。刘知几已经指出：“左氏为书， 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史通·载言》）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左氏书（ 按，包括《左》《国》）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数个主要的文化国， 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第三，其叙事 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梁氏称：“此三特色者，皆前史家 所无。”并说：“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 ”（均见梁氏《历史研究法》第2章）其实，这是经过春秋列国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出一种 重新综合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如果说，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王 道”更多地还是一种向后看的保守思想，那么，《左传》和《国语》尤其后者所包含的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却是一种向前看的新的历史精神。
    六、左氏书与史学传统之革新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他所标榜的著史宗 旨之一。大约由于它作为史的功用，从班固著《汉书》始就不复提倡，一直没有受到后 人太多留意，例如刘知几《史通》即未提及。但其实，如前所说，它乃是春秋史学繁荣 的一个成果，是由左丘明创发，而为司马迁继承的一个史学新传统。
    在周公旦疏远天命、注重人事的思想指导下，周朝制度的建构自始就有了巫史分司、 偏重史官的倾向。刘知几说：“案《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 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 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 官建置》）周制中史官分职的发达，又经历了春秋僭越之风的“普及”，进一步刺激了 新史学精神的产生。在《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周太史史伯预言周之必衰、和周衰以后 （即春秋时期）诸侯之代兴以及其应验，就颇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意味。但史伯 的论说将史事与神话杂揉，仍然带有巫史不分的神秘色彩。这令我们因之而窥见到“原 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之远源。到左氏手里，这一史学传统与时共进，就发生了深 刻的变革。
    左丘明，据《论语》所记是孔子的朋友，据司马迁所记是“鲁君子”，据《汉书·艺 文志》所记是“鲁太史”。从《左传》、《国语》来看，左丘明与孔子有相似的想法， 就是利用编撰史记寄托自己的思考所得。他一方面借助孔子《春秋》，对自己的知识作 系统的整理，写成了《左传》；另一方面则利用各国的旧文，编撰了《国语》，用以发 表对于历史的省察。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其初是和《春秋》分别行世的，据考，《左传》原是将 重大历史事件一一作出完整记载的，由于与《春秋》的编年方式相为表里，才成为“大 事编年”。（杨树达：《汉书窥管》）《左传》既依托《春秋》，得以写出一种新史记； 又因为受限于《春秋》，未能发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功能。但它仍然保持了某 种程度的独立，并未对《春秋》亦步亦趋，当西汉末刘歆建议立《左传》于学官，反对 一方的诸儒，曾指其“不传《春秋》”，恐怕就是有见及此。现在我们按之文本，也不 难见到《左传》记事与《春秋》的判断确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注：周予同亦尝予以指 出：“（《春秋》）经与传不相称，乃是非常明显的事。”见前引周氏著第258页。）由于 左氏的“历史主义”立场有别于孔子的“史以载道”立场的缘故，《国语》独立成书， 就较好地实现了左氏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学传统的革新。司马迁说“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国语》之作，可能更在《左传》之后，虽然在失明的处境中，左 氏的历史思考似乎益趋成熟。关于《左传》记一事始末的面目，有清人高士奇撰《左传 纪事本末》可供参考，这里试将《国语》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