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其体盖源自“左史记言”。三代之制，凡有关国家重大举措的议论，史官 皆笔之于简策。后来，便有选择前人名言，编辑成书，用以教育后来的做法，人们称此 类书为“语”。在《国语·楚语》中记载申叔时谈论太子教育，便说到：“教之《语》 ，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在上古，“语”体的书大约也经历了一个 发展过程，因此便有各种出于不同目的而编撰的“语”书。左氏的《国语》也是其中一 种，它是根据左氏的新史学精神而编撰的。司马迁显然十分推重《国语》，他在《太史 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再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把《国语》和《周 易》、《春秋》、《诗》《骚》并称。这很不寻常。对于《国语》作具体评说，今可见 者，最早是三国吴韦昭，韦氏《国语解叙》云：“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 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 ，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 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韦氏之注，既因采前贤，其说亦应有所继承，可以视 为汉魏学人对《国语》的一般看法。韦氏指出《国语》“包罗天地”云云，其中就包含 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意思。后来，随着《史记》、《汉书》所开拓的新著述传 统跃居主流，以编录旧文著书的旧传统被舍弃，《国语》作为史著的地位日益旁落，韦 昭已不认为它是史著，这样说，并非凭空构想，是对《国语》的整体观察分析所得来的 。
    第一，《国语》中选辑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语”录。左氏的选 择自然不是随意的，而具有以历史眼光统观春秋时代全局的用意在焉。这八国中，周、 鲁是周王制即“王政”的代表，其余六国，除郑外，齐、晋、楚、吴、越皆尝主盟中国 ，属于春秋“霸政”的代表。
    第二，通观“周语”、“鲁语”，其中述周之旧制，以及春秋战国间周制之被破坏， 成为主要内容。通观“齐语”、“晋语”，前者详于制度，后者详于史事。通过述齐国 的制度以见春秋诸侯之新政--霸政，通过记晋国的史事，以见春秋霸政下周王制之瓦 解过程。通观“楚语”、“吴语”、“越语”，三国在当时中原诸邦视之为蛮夷，与齐 、晋之霸不可等量齐观，三国亦自称王，示异于周，然所录“语”却有明显区别，其中 “楚语”以述楚君臣用周礼为纪纲，而吴、越则尚诈力、阴谋，与楚不同。
    第三，郑非霸国，“郑语”亦不述及郑国史事，却收录了郑桓公为周司徒时与周太史 史伯的谈话。其中颇有借以揭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宗旨的意味，已如前述，是十 分值得注意的。
    第四，结合“郑语”中对晋楚二国的专门议论，和“晋语”、“楚语”的内容，似乎 可以见到，左氏是有意将晋作为周王族的代表（晋国本为武王之后，属于宗亲之国），详 述其弃“礼乐仁义”而用诈力，以见周王朝衰败不可逆挽的历史必然。而通过记述属于 荆蛮的楚君臣，却能用周礼为纪纲，传达了史家将上继周王朝，恢复政治文明的希望寄 托于楚国的思想。
    总之，《国语》全书自周至越，既写了周之衰、礼乐之坏，又写出春秋时期政治制度 和政治势力自中原向东南转移之变局：由齐而晋而东南（楚、吴、越），霸主代兴；由齐 管仲之军国改制，至越范蠡之军事阴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游戏规则”--礼乐之制 扫地尽矣，春秋亦由是而渐入战国。
    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将恢复周王制的希望 寄托于齐、鲁二国，左丘明则不同。但说到复辟周礼乐文明的梦想，两人却是共同的。 孔子修《春秋》，贯彻了他不语神怪的理性主义精神。左丘明无疑受到孔子这一思想的 影响，从《左传》之好语神怪到《国语》之不语神怪，可以证实。左氏对“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的史学传统的变革，就是舍弃了旧史家的神秘主义，贯彻了尊重实践经验的 历史主义，通过整理旧文撰著历史以见天下大势，乃至能够超越史家自身政治理想的局 限。这正是由左氏改造创发的、与孔子《春秋》的“史以载道”不同的又一种新的史学 精神。
    七、战国之史学
    左氏之后，进入了一个“载之空言”的子学时代。诸子百家之学纷起争鸣，而“见之 行事”的史学却似乎归于沉寂了。自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国语》之后，未闻有 以史鸣者。或许，孔、左本是春秋时期史学繁兴的一个结果，一个光辉的结束吧？司马 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经谈到在战国时期继《春秋》而作的若干情况：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 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 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 、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由此可以看到，以《春秋》作发端，在战国逐渐开辟为一种借史事发挥思想观点的著 作风气。受《国语》影响的著作，其可见者则有《战国策》和《晏子春秋》。《战国策 》本非一书，乃是由汉刘向据若干纵横家书整理合成，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杂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 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 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 ，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以知道它的基础，是以游说为目的而编撰的“语”书。 《晏子春秋》据刘向《书录》称为《晏子》，（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陈直 斋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视同子书，但其体裁则属 于“语”，当是后人因齐史官所记言，并当时有关晏子言行的传说，编撰而成。这两书 虽然都出在《国语》之后，却可使我们窥见《国语》之前“语”书的形迹。当然，它们 在史学上的地位也就无法与《国语》相比了。
    此外，出自战国的史书还有《竹书纪年》，《纪年》上起三代，自平王东迁以后则用 晋为纪，以后又用魏为纪，体裁类似《春秋》，当是晋国、魏国的史书，其沿袭自周史 之制，因而也就难有新意。
    据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烧六国史书，并且十分彻底，连司马迁都无法得复见其貌 。不过，既然他说“（各国）史记独藏周室”，可以想见其体制与《春秋》相同，虽然其 精神与孔子不同，我们今天仍得从侥幸保存的史籍如《竹书纪年》窥见之。然则，我们 做出“史学至春秋而兴，至孔、左而极，及战国而衰”那样的结论，就不是纯然主观推 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