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社会史中最为活跃的一支是劳工史研究，70-80年代最为繁荣。这表现为“新” -“旧”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鸣。新社会史学家要求把劳工史作为“工人阶级文化”（w orking class culture）重新定义，并嘲弄旧社会史是属政治经济范畴、是圣洁的工人 领袖的标准、是地方工会的编年史、是罢工行动的年代学。旧史学家则指责新史学家故 意歪曲劳工运动及其领袖。两派的争论恰恰增加了加拿大史学家对劳工史的理解。
    传统的加拿大劳工史只注重工会的历史，如工会的结构和领袖等，且受美国劳工史研 究的影响很大。但是，对工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替代对劳工阶级的研究，何况，加拿大绝 大多数工人不是工会会员，有的还是美国工会在加拿大分会的会员。加拿大社会史学家 们所研究的新劳工史包括，劳工运动在加拿大政治中的作用、劳工运动与政党的关系、 美国工会及美国工人运动对加拿大的影响，同时还包括黑人和妇女劳工，例如克莱尔。彭特兰的《1650-1860年的加拿大劳工与资本》（注：Clare Pentland,Labor and Capit al in Canada,1650-1860,1981.）等。1976年格雷格·S·基利等合编的《加拿大工人阶 级史论文》（注：Greg S.Kealey,et al.,eds.,Essays in Canadian Working Class Hi story.）中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的对象是全部工人，并非为数较少的工会工 人，内容不仅涉及生产关系，而且涉及价值观和阶级意识。布赖恩·帕尔默的《一种互 相冲突的文化：1860-1914年安大略哈密尔顿的熟练工人与工业资本主义》（注：加拿大 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 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等书叙述的范围更加宽阔，涉及工人组织与各种社会 团体的关系。这些被称为新工人阶级史的著作不是仅研究那些从事工运的那部分工人， 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纳入研究范畴，所以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史学家们 之所以对这些论述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研究感兴趣，倒不是因为这种研究在史学方法上 有更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它为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和阶级比较研究建立了参照系。
    种族问题研究的兴起是加拿大历史研究变革的另一个结果。尽管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 家，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只对英、法两大族裔进行研究，政府的政策也只是肯定二元文 化。（注：加拿大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 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1967年加拿大完成了自1962年开始 的对移民法的改革。新移民法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后，二元文化不足以概括加拿大的文 化特性。加拿大人口组成的多元化带动了对个别群体历史的研究。在60年代前，只有少 数社会学家和出身少数民族的专业人员对此进行研究。随着加拿大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 地位重视的增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种族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971年，加拿大 政府顺应时势，宣布在双语制结构中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注：“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旨在消除种族歧视、保证所有加拿大人在社会各方面平等、保护和提高加拿大 文化的多样性。1988年加拿大政府又颁布了《多元文化法案》。迄今为止，加拿大仍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加拿大政府一系列臻进少数民 族地位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对少数族裔历史的研究。在政府资助下，规模宏大的25卷本 的加拿大民族史丛书应运而生，有的论著的作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1977年乌克兰裔加 拿大人迈尔纳·科斯塔什出版《所有巴巴的孩子们》，（注：Myrna Kostash,All of Ba ba's Children.）试图揭开她的祖辈们的传奇。1982年马诺利·卢普尔编辑了《过渡时 期的遗产：加拿大乌克兰人史论文集》。（注：Manoly Lupul,A Heritage in Transiti on: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krainians in Canada.）关于克服种族偏见的史学 著作也很常见，如1982年霍华德？帕尔默的《偏见的样式：艾伯塔的土著主义的历史》（ 注：Howard Palmer,Patterns of Prejudice:A History of Nativism in Alberta.）系 统叙述了二战前艾伯塔省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审视了公众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这类书反 映了少数民族移民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歧视。1976年肯·阿达奇出版的《从不是敌人：日 裔加拿大人的历史》，（注：Ken Adachi,The Enemy That Never Was:A History of th e Japanese Canadians.）对1942年从西海岸被迫迁走的日裔加拿大人给以平反式的论述 。1978年彼得·沃德出版《永远是白种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东方人的通常态 度和公共政策》（注：Peter Ward,White Canada Forever:Popular Attitudes and Pub lic Policy towards Orientals in British Columbia.）认为二战时期强迫日本人撤离 西海岸，不仅是由于战时安全问题的误导，而是长期反对移民经济竞争行动的顶点。
    有关种族问题的学会也出现了，如加拿大种族研究学会（Canadian Ethnic Studies As sociation）、安大略的多元文化历史学会（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 o）和加拿大乌克兰研究学会（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等。
    新史学家对于印第安人的研究特予重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共同系统研究印第安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如布鲁斯·特里格在1976年出版两 卷本《阿坦安特西克的孩子们：1660年前休伦人的历史》，（注：Bruce Trigger,The C hildren of Aataentsic:A History of the Huron People to 1660.）研究了休伦部落 的社会生活。休·登普西1972年出版的《克罗费特：黑脚部落的首领》（注：Hugh Demp sey,Crowfoot:Chief of the Blackfeet.）对印第安人进行重新评价，肯定了西部加拿 大土著居民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西部草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这 些研究把对印第安人历史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史学家关于早期皮毛贸易对印第安人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所做的分析，也推动了 对妇女和家庭史的研究。西尔维亚·范·柯克的《1670-1870年加拿大西部毛皮贸易社 会中的妇女》描写了土著人妇女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詹尼弗·布朗在他的《印第 安人国土上的毛皮贸易家庭》（1980年）一书中则主要考察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两种 不同的家庭结构。（注：参见王丽芝：前引文，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第 11页。）1980年西尔维亚。凡。柯克出版的《“脆弱的关系”：1670-1870年西部加拿大皮 毛贸易社会中的妇女》（注：Sylvia Van Kirk,“Many Tender Ties”：Women in Fur-T rade Society in Western Canada,1670-1870.）叙述了印第安人妇女怎样为皮毛贸易服 务。
    加拿大城市史是新社会史的显学，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60年代末70年代初 ，随着加拿大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拓展，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研究同时出现。当然，加拿大 城市史的研究也受到40、50年代兴起的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影响。美国萨姆·巴斯·沃纳 关于城市郊区化导致阶级和种族界限更加明显的理论，和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以“费 城项目”为代表的研究社会流动的“新城市史”（注：参见李巍：“加拿大城市史研究 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61-69页。），对加拿大城市研究有较大 的影响。当时一些加拿大学者在吸收美国城市史研究思路的过程中，不注意两国的不同 情况，跟随美国人的观点，似乎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延伸。到70年代末，这种状况有了改 观，加拿大学者开始关注本国城市史的特点，意识到探讨本国历史的重要性。一些其他 领域的专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式也进入城市史研究，因而专门性研究机构开始出现，如 多伦多大学的城市与社区研究中心、温尼伯大学的城市研究所和魁北克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1971年联邦政府成立国家城市事务部，随后各省设立或扩大省级城市事务部。这 些部门支持着城市史的重大研究计划。1972年创刊的由温尼伯大学城市研究所主办的《 城市史评论》是加拿大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同时还有《城市 史季刊》（1974年创刊）、《城市史年鉴》（1974年创刊）等。1977年加拿大召开第一届城 市史研讨会，从此加拿大城市史研究走入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