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在位期，下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城市拜占廷城旧址建设的新都君士坦丁堡落成。君士坦丁堡自落成后到4世纪末，曾受到过两次威胁，一是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的亲戚普罗柯匹乌斯(Procopius)发动叛乱；①二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后曾经受到哥特人的围攻。②除此以外，君士坦丁堡大致处于和平、安宁与繁荣之中，但是，4世纪末5世纪初盖伊纳斯(Gainas)③危机的爆发却凸显了为此前的安宁所掩盖的早期拜占廷帝国④存在的深层政治问题。
    所谓盖伊纳斯危机，是指399-400年由于当时拜占廷帝国军队统帅盖伊纳斯干政而引发的一场严重政治危机。5—6世纪拜占廷史家对于盖伊纳斯危机的发生作了如下三种可谓“当代史”的考察与推断。第一种说法来自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西内西乌斯(Synesius)，他的文章暗示执事长官奥勒里安(Aurelian)与东方大区长官尤提凯安努斯(Eutychianus)之间，因对处理蛮族⑤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发生政治斗争，身为哥特人的军队统帅盖伊纳斯支持尤提凯安努斯的亲日耳曼人政策取向，由此造成一场危机。⑥第二种说法最为详细完整，来自非基督教徒史家尤纳匹乌斯(Eunapius)与左西莫斯(Zosimus)。根据他们的说法，盖伊纳斯认为自己长年征战而无赏，对现有地位感到不满，同时宦官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却得享高官厚禄，从而激起了他的愤怒。于是盖伊纳斯与哥特人特里比基尔都斯(Tribigildus)合谋，由后者率弗里基亚(Phrygia)的哥特人叛乱，并消灭了尤特罗匹乌斯所派遣的平乱军队，声称只有处置祸首尤特罗匹乌斯，才能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达成协议，要挟皇帝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395-408)处死了尤特罗匹乌斯，此后又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蹂躏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等地，皇帝被迫将盖伊纳斯的政敌奥勒里安、萨图尔尼乌斯(Saturninus)和约翰交给他处置。当盖伊纳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将士兵分散于城中各地以控制首都，后来又假装休养来到城外一处庄园，同时暗中准备进攻首都；但当他来到城下时，城内居民团结起来杀死了盖伊纳斯留在城内的士兵。盖伊纳斯在内战中失败，逃到多瑙河北岸后为匈人(the Huns)首领乌尔丁(Uldin)所杀。⑦第三种说法来自5世纪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与索佐门(Sozomen)。他们的叙述与左西莫斯大致相同，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特别强调上帝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们声称当盖伊纳斯控制了首都时，天空出现了巨大的彗星，发出前所未见的警告，盖伊纳斯派去焚烧宫殿的士兵受到以高大士兵形态出现的大批天使的阻止。⑧此外，对于盖伊纳斯的目的，苏格拉底认为他“企图控制罗马政府”，⑨索佐门则认为他觊觎皇权。⑩
    近现代史家中，爱德华·吉本在其传世名著中基本重复了左西莫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认为事件起因于盖伊纳斯与宦官尤特罗匹乌斯之间的权力之争。(11)布瑞继承西内西乌斯的看法，认为盖伊纳斯危机是帝国统治阶级中反日耳曼人派与亲日耳曼人派斗争的产物。(12)中世纪史学者科林斯认为盖伊纳斯危机起因于盖伊纳斯企图确立独裁权力，从而引起了反日耳曼人情绪。(13)国内史家中，陈志强认为盖伊纳斯危机的根源在于哥特人政治势力的增强激起了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廷贵族集团的恐惧，由此而来的冲突则清除了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而哥特贵族对拜占廷军政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14)徐家玲则认为危机起因于蛮族将领盖伊纳斯企图操纵国政。(15)
    综上所述，盖伊纳斯危机一般被认为是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中反日耳曼人派与日耳曼人势力之间政争的结果。就这一观点而言，在当时的拜占廷帝国，无论是本土贵族还是外来的日耳曼人新贵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政治斗争也并不是单纯以民族划界的：盖伊纳斯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凯撒里奥斯(Kaisarios)正是反日耳曼人派领袖大贵族奥勒里安的兄弟，(16)在宫廷中深具影响力的贵族尤提凯安努斯也是盖伊纳斯的盟友；(17)而在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反哥特人暴动后领军剿灭盖伊纳斯残部的弗拉维图斯(Fravitus)则是哥特人将领。(18)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反哥特人暴动中，对哥特人的屠杀并非不加区别，被杀者几乎均为盖伊纳斯的属下和追随者。(19)从以上情况来看，与其将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这场暴动以及后续战斗称为“反哥特人”或“反日耳曼人”暴动，不如称为“反盖伊纳斯行动”可能更为贴切。东西方古今历史上，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军人干政的事例不胜枚举，其共通特征之一即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官，一旦掌握的权力过大，就有功高震主之嫌，难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实际上，盖伊纳斯危机正发生在他凭借军力完全掌控朝政之时，就此而言，前述5世纪史家索佐门称由于盖伊纳斯“觊觎皇位”而引起危机的说法可能更为接近其本质：姑且不论盖伊纳斯是否存有此念，他所掌握的权力本身就对皇权产生了实质性威胁。反日耳曼人情绪构成了此次危机呈现与发展的整体背景，文官与军人的冲突或是军人的野心则促成了深植于拜占廷帝国政体内部的军权与皇权矛盾的显性化。因此，为准确理解其中关系，有必要梳理反日耳曼人情绪出现的根源及其与上述军权—皇权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一、早期拜占廷帝国军队的日益蛮族化
    对日耳曼人的反感与疑惧是盖伊纳斯危机最终爆发的背景。这一情绪产生的具体情况则与帝国军队日益蛮族化的过程紧密相关。如果说图拉真(Trajan，98-117)统治时代是帝国对周边地区施加军事压力的最后一个巅峰时期，那么在3世纪危机期间，周边民族对罗马帝国边防造成的压力则日甚一日，到4世纪时这种军事压力达到又一个高潮，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帝国命运的基本因素之一，这种外部军事压力是拜占廷帝国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面对不断以和平或武力方式请求入境的蛮族，早期拜占廷帝国政府除了以武力抗衡之外，也根据实际情况招募部分蛮族进入军队。由此，一方面可以增强军队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缓解来自边境的压力。
    招募蛮族为兵并不是君士坦丁一世或早期拜占廷帝国其他皇帝的发明，使用外族军队为罗马作战在罗马历史上有其悠久传统。自共和国时代起，罗马人在战争中就时常以“同盟者”(foederati)的身份使用外族军队，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曾经利用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今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人的骑兵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20)罗马帝国早期，日耳曼人开始移居帝国境内，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就从遥远的边境地区招募日耳曼人充任皇帝的私人卫队；(21)1世纪后期，在第14军团的辅助部队中，就有巴塔维亚人组成的8个步兵中队。(22)
    学界一般认为，蛮族加入罗马帝国军队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征召个别蛮族入伍，从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哥特人等蛮族部落中征召士兵，对于这些士兵没有固定的职位和提拔标准，从1世纪开始，蛮族士兵以个人身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另一种模式是帝国与蛮族部落结成短期联盟，多见于内战时期，蛮族为交战双方提供兵员补充，这种模式属于应急措施，这些因内战出现的临时性部队不是罗马帝国军队的常规组成部分，一旦内战结束，这些蛮族部队就会被遣散。到3世纪危机期间，面对无休止的战乱，皇帝们为解决兵员匮乏问题，招募蛮族为兵的数量不断增多。(23)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考虑到无法以武力解决蛮族问题，于是在传统的蛮族政策上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接纳蛮族为帝国臣民，居住于帝国边境地区，利用其人力开垦荒地，并从中招募大量士兵。(24)就军事而言，这一政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让部分蛮族在帝国的控制下和平定居，有助于避免蛮族以军事入侵的方式进入帝国从而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蛮族对边境防务构成的压力；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军队补充大量有生力量，利用剽悍善战的蛮族为帝国抵御外敌。
    君士坦丁一世之后的历任皇帝大体上继承了这一政策，朱利安曾招募大量法兰克人与夸提人(the Quadi)为士兵，(25)瓦伦提尼安一世也从莱茵河畔的蛮族中招募了大量年轻士兵编入军团充实军力。(26)376年之后的哥特人暴动(27)以及随后发生的亚得里亚堡战役，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一政策由于执行不当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28)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政策的确是任何一个皇帝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局而自然而然加以采用的措施。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已经证明，蛮族的压力是无法利用帝国自身的经济与军事资源彻底消除的。大量招募蛮族士兵的措施则不仅可以削弱可能对帝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边境蛮族力量，而且可以扩充帝国兵员并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皇帝们纷纷采用这一手段。塞奥多西一世时期，这一政策延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塞奥多西一世认识到对以哥特人为代表的蛮族只能继续采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确立的政策，因此除军事打击外，继续大量接纳哥特人定居于马其顿与色雷斯，为鼓励哥特人定居务农还给予其一定的免税待遇，同时吸收大量哥特人进入军队。(29)利用这一政策，塞奥多西一世基本结束了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后色雷斯等地的混乱局面，并在同西部地区僭位者马克西莫斯(Maximus)与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es)的战争中，依靠得到大量蛮族士兵充实的军队获胜。(30)与此同时，在4世纪至5世纪前期，我们见到了大量蛮族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塞奥多西一世时期，曾任军事长官一职的16人中，至少9人出身于蛮族。(31)到4世纪末，超过一半以上的帝国军官具有蛮族血统，(32)蛮族在军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缺乏详尽的数据，目前很难精确计算出4世纪时蛮族士兵在帝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但是，通过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与学者的研究，我们仍然得以一窥蛮族士兵在帝国军队中的重要性。根据伯恩斯的计算，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帝国军队中有不下4万名蛮族军人。(33)如果不考虑君士坦丁一世之后蛮族军人增加的数量，并按4世纪末帝国军队字面统计数量的总数约64.5万人(34)来计算，蛮族军人占比不到7%，似乎所占比例不大，但如果考虑到这些蛮族士兵主要服役于野战部队(comitatenses)(35)，其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按照学者估算，君士坦丁一世时代野战部队总数可能约10万人。(36)换言之，早在4世纪前期，蛮族士兵就成为野战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394年塞奥多西一世进攻阿尔博加斯特的弗里基都斯河(the river Frigidus)战役中，构成塞奥多西一世军队主力的正是蛮族士兵，参战的哥特人士兵据说有上万人阵亡。(37)
    一方面，在帝国的边境地区，日耳曼人对帝国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另一方面，帝国军队内部日耳曼人势力日益增强。眼见这些无法通过武力排除在帝国社会生活之外的蛮族通过从军而占据了稳固地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也就出现于帝国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