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
    帝国扩张带来边境安全危机，促使帝国皇帝们寻求改变之道，这些改变有时是危机的起因，有时是危机的结果。危机既由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渐变或突变所促成，又迫使身处危机者不得不因应这些变化而对固有的应对模式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在解决迫在眉睫问题的同时，难免也会带来新问题。大规模招募蛮族为兵虽然在军事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令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出现了对军队中蛮族士兵与将领的疑惧。
    在这一时代前后的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史家中，难以发现对招募蛮族为兵这一措施抱有好感的人。对施行同样政策的不同皇帝，他们一般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或单纯好恶给以褒贬，而这种具有严重倾向性的褒贬，实际上体现了史家对征召蛮族士兵导致帝国军队日益蛮族化的恶感。4世纪教会史家攸西比乌斯(Eusebius)攻击君士坦丁一世的对手李锡尼(Licinius)用金银、土地、谷物收买蛮族充当士兵，让蛮族与罗马人联姻，败坏了古老的罗马法律。(38)与此同时，他却避免提及自己著作中的英雄君士坦丁一世在与李锡尼交战时同样使用包括大量蛮族在内的军队。在他的《君士坦丁传》里，让哥特人与萨尔玛提亚人进入帝国境内定居并在军中服务，更成为君士坦丁一世仁慈与慷慨的体现，用以证明上帝对他的眷顾。(39)支持基督教正统派的教会史家苏格拉底同样如此，当谈到招募蛮族充当士兵的政策时，他闭口不谈支持正统派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与塞奥多西一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言及君士坦丁一世与李锡尼的内战时，只提到李锡尼在失败后曾计划召集蛮族雇佣军卷土重来；(40)在叙述塞奥多西一世与阿尔博加斯特的弗里基都斯河战役时，由于无法回避蛮族军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声称塞奥多西一世军中的参战蛮族“自愿为他(塞奥多西一世)服役并跟随他进军”，(41)从而尽可能缩小塞奥多西一世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反之，他将这种政策的起源归为支持基督教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皇帝瓦伦斯，声称376年瓦伦斯允许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认为他在未来将拥有一支完全顺从并且装备良好的军队来攻击所有敌人，并希望蛮族成为比罗马人更为强悍的帝国边疆的守卫者。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忽视了从罗马人中招募军队，轻视那些在过去的战争中勇敢地战胜敌人的老兵。……这种改变是罗马帝国此后众多灾难的起源”。(42)在非基督教徒史家左西莫斯那里，则先将这一政策肇始者的地位归于君士坦丁一世，(43)后声称君士坦丁一世之子君士坦斯(Constans，337-350)纵容蛮族迫害其臣民，(44)并称塞奥多西一世招募蛮族的政策在军队中引起了混乱并便利了蛮族入侵。(45)上述史家对这一政策的责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4世纪以后晚期罗马帝国或早期拜占廷帝国时期上层社会较为普遍的观感。而在《论王权》(De Regno)这篇向阿尔卡迪乌斯皇帝呈献的演讲词中，西内西乌斯明确表达了对日耳曼人掌握军权的不满和担忧，宣称日耳曼军人的忠诚值得怀疑，让日耳曼士兵保卫罗马人是如同让狼充当牧羊犬的自杀行为，提出必须从军队中排除日耳曼人的影响。(46)左西莫斯也称杀害君士坦斯的蛮族将军马格内提乌斯(Magenetius)具有“邪恶的本性”。(47)20世纪早期，参与编纂《剑桥中世纪史》的学者曾经对这一时期帝国内部政治生活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当时伴随着罗马帝国军队蛮族化的不断发展，帝国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针对蛮族将领的反对派；(48)当代学者利贝舒尔茨也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对蛮族士兵的恐惧与怀疑。(49)
    实际上，早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与元首制帝国时期，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战争。在接触中，罗马人(至少是为后世留下了文字记录的罗马军事统帅以及罗马史家)形成了对于日耳曼人的一般观感：“粗野横蛮”，(50)“习于勤劳和艰苦”；(51)“只有突然冲动的勇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52)“凶猛残酷，是勇敢的人中间最勇敢的，藐视死亡”，“像野兽一样，是在激动情绪指导之下，而不是在智慧和科学指导之下进行战斗的”。(53)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日耳曼人，罗马人只是将之视为会给罗马造成困扰的又一种“蛮族”，对其既有藐视，又有警惕，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尊重，但是并不包括对日耳曼人的恐惧感。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令罗马具有恐惧感的是其大敌迦太基，这种恐惧正是由于迦太基的强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罗马安全的威胁而形成的，令罗马元老院形成了以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为代表的坚决反对迦太基的态度或是情绪。将之与对日耳曼人的态度相对照，共和国与早期帝国时期的史家虽然表示了对日耳曼人的勇悍的注意，但是并未体现出如同罗马人对迦太基人那样的恐惧感，而这种状态在本质上是建立在罗马人当时能够确保边防安全，从而将日耳曼人限制在罗马帝国边境地带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具有相当安全距离的状态下，日耳曼人甚至在塔西佗的笔下被赋予了罗马人已经丧失了的一系列美德，成为史家眼中腐化堕落的2世纪罗马社会的对照物。(54)
    但是，随着3世纪危机的到来，各支日耳曼人纷至沓来，借帝国内乱之机进入帝国劫掠。正如之前曾经提到的，哥特人正是在3世纪危机期间开始威胁多瑙河流域以及黑海沿岸地区的罗马领土。据3世纪中叶本都的新凯撒里亚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bishop of Neocaesarea)在信中记载，当哥特人入侵时，不仅烧杀抢掠，甚至还吸引了本地居民加入他们的行列蹂躏自己的故乡，抢夺他人的财产。(55)法兰克人则“直接冲破莱茵河防线，蹂躏了高卢和西班牙，兵锋远达阿非利加”。(56)3世纪危机过后，日耳曼人对帝国安全的压力也未减轻，在戴克里先时代，阿拉曼尼人曾与法兰克人联兵入侵；(57)350-353年，帝国发生内战，日耳曼人趁机入侵，内战结束后，“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与撒克逊人已经夺取了莱茵河畔的40座城市，掳走了无数当地居民与财物”。(58)
    安全的距离既已消失，原来构成罗马人对于日耳曼人观感的客观环境业已改变，对于晚期罗马(或早期拜占廷)的知识阶层与统治者而言，他们对于日耳曼人的态度自然也就发生了转变。的确，当日耳曼人远离帝国的心脏地区，对帝国的正常社会生活与秩序尚未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如同塔西佗那样的罗马人可以将日耳曼人看作是保留了淳朴美德的“高贵的野蛮人”，以此作为批评罗马社会风气的参照。但是，3世纪危机期间及其后，日耳曼人突破帝国边境防御体系，从而深入帝国内部，这就形成了反日耳曼人情绪出现的土壤。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4世纪与5世纪早期，日耳曼人在罗马行省内部建立了诸多定居点。(59)远离自己的日耳曼人或许具有高贵而勇敢的美德，而卧榻之侧的日耳曼人则是令人担忧与恐惧的。在4—5世纪史家看来，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是帝国各个行省的蹂躏者，(60)所经之处只留下一片废墟，(61)被视为“罗马国家未来的毁灭者”。(62)当时一位未曾留下姓名的作者著述时就此总结：“首先必须承认的是，野蛮的民族正在压迫罗马帝国，在各地咆哮；为其自然环境所掩护的奸诈蛮族正在进攻所有的防线。通常上述民族或为森林所掩护，或是占据可以控制山岭的地点，或是为雪与冰所保卫，而一些是游牧者，并且受到沙漠与灼人的骄阳的保护；但是他们通过突如其来的袭击劫掠毁灭了我们的和平与安宁”。(63)可以看出，对日耳曼人的恐惧此时占据了与日耳曼人有关的描述的中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对于进入帝国军队和政治生活中的日耳曼人的反对与怀疑情绪，也只是这种恐惧的自然延伸发展而已。这种对日耳曼人的恐惧与反感并非只是停留在当时史家的著述中，在现实中，由这种反感甚至衍生出对于被怀疑与日耳曼人有关者的憎恨：身穿蛮族服饰成为被控勾结蛮族的证据；(64)与此同时，4世纪的帝国法律则规定里通蛮族的士兵将被处以火刑。(65)朱利安在为争夺帝国统治权而进行与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37-361)交战前的准备工作时，也曾利用这种普遍存在的对日耳曼人的恐惧与反感：当时他令人在众多城市中公开宣读据说是能够证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边境之外的蛮族(日耳曼人)勾结的信件，引起了这些城市中的居民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不满，从而导致各城市纷纷起而暴动，背叛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而向朱利安效忠。(66)
    由于资料所限，普通民众对于蛮族士兵的观感只能通过当时人留下的文献间接进行推断。身为拉丁教会四大博士之一的杰罗姆(Jerome，生卒年约349-420年)在396年的信件中，总结了376年后蛮族对帝国造成的伤害，“二十年来，罗马人的鲜血每天洒在君士坦丁堡与阿尔卑斯山之间，西徐亚、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达尔达尼亚、伊庇鲁斯、达尔马提亚与潘诺尼亚的所有行省均受到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夸提人、阿兰人、匈人、汪达尔人、马科曼尼人的洗劫，无数人成为牺牲品”，提醒收信者记住科林斯人、雅典人、拉凯戴孟人、阿卡迪亚人等所有正处于蛮族统治下的希腊人的感受，宣称即使是修昔底德与撒鲁斯特(Sallust)也无法表达这些悲伤；(67)认为去世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不会再目睹这些景象，听到这些哭喊了。(68)苏格拉底宣称哥特人“毁灭了整个色雷斯与邻近地区”。(69)史家也提到阿拉里克(Alaric)统率下的蛮族军队在向罗马进军时毁灭了沿途的一切。(70)无疑，在正常情况下，面对进入帝国的蛮族，普通民众若受到侵害，想必是很难对新来者存有好感的，即使这些蛮族成为帝国军队的成员，对他们的惧怕与愤恨恐怕也难以消除。相反，当边境之外不时入侵的过客变为长期居住于家宅之旁的驻军，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边境外的同族又不放弃对于帝国居民的劫掠，罗马人对于这些近在咫尺的蛮族军人，存疑虑之情也实属寻常。
    但是，反日耳曼人情绪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对帝国境内日耳曼人的屠杀或对日耳曼人将领的打击排挤。盖伊纳斯危机就是由哥特人将领最终平定的，盖伊纳斯危机之后，帝国军队中仍有大量日耳曼人士兵与将领。回顾上述相关论述，反日耳曼人情绪与反日耳曼人派的真正矛头其实是招纳日耳曼人为兵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才令日耳曼人占据了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地位，并由此导致了反日耳曼人派产生疑惧心理。实际上，招纳各种外族加入帝国军队或是充当雇佣军的政策贯穿于拜占廷帝国历史始终，从君士坦丁一世直至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无不采取这一措施，在哥特人之后，阿兰人、伊苏里亚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自英格兰的诺曼人、帕臣纳克人、乌寨斯人、库曼人、罗斯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保加尔人、阿巴斯吉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等都曾成为拜占廷军队的组成部分。(71)在拜占廷历史上，对于这种政策也一直存在批评之声，但是迫于扩充兵源的现实需要，统治者从未放弃招纳外族士兵为帝国服务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否继续推行最终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即使存在反对意见，只要皇帝同意，就会一直招纳各种外族补充帝国军力，至于招募的是日耳曼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则端看当时的实际环境。因此，在早期拜占廷帝国的上层社会中，虽然确实存在着反日耳曼人情绪与反日耳曼人派，但其是否能够发生作用则有待于时机。反日耳曼人情绪构成了一种主观的氛围，令出身蛮族的帝国军人受到猜疑，但在这种对于蛮族军人普遍不信任的大背景之下，关于具体蛮族将领的看法则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所区别与变化。例如亚历山大里亚诗人克劳迪安(Claudian)就曾撰诗称颂古罗马的美德在担任西部摄政的蛮族将领斯提里科(Stilicho)治下将再度复兴，而意大利的荣耀也将得以恢复。(72)实际上，盖伊纳斯危机并非反日耳曼人情绪导致的结果，而是令反日耳曼人情绪得以以暴力方式爆发出来的契机。要理解这场震荡了拜占廷帝国核心区域的危机，除了反日耳曼人情绪之外，还需要将其置于罗马帝国与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关系的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