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按左西莫斯的说法，当盖伊纳斯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后，他的士兵数量远远超过了城中驻军，后来他又觉得其部队数量不够，因此以休养为借口出城，又企图调集人马夺取首都。(102)这一说法未免自相矛盾，盖伊纳斯出城的借口可能是休养，但原因则可能是他发现自己所率领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哥特士兵无法控制整个首都，尤其是总数达3500人的宫廷卫队更是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他的士兵分散在城中各处，而宫廷卫队则集中于皇帝居所四周；另一方面，盖伊纳斯很明显并未控制住君士坦丁堡：按左西莫斯的说法，当盖伊纳斯离城后再度回到城门前企图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守城士兵发出警报并与城内民众对城内的盖伊纳斯手下发动进攻；(103)而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当盖伊纳斯的手下偷运武器入城时，被守卫城门的士兵发现并由此发生冲突。(104)无论这两种说法何者更接近事实，其中都暗示盖伊纳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并未能完全控制城市，甚至守城士兵也不是他的手下。由此，一种可能是盖伊纳斯以其军力参与政治斗争触犯了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君士坦丁堡政府一直继承和推行的军政分离、分散军权的政策，从而引起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警惕，于是政府开始计划依靠城内忠于皇帝的军队以及对哥特人极为反感的君士坦丁堡居民清除这一威胁，而盖伊纳斯则有所察觉，所以才离城而去；另一种可能是虽然君士坦丁堡政府没有预先计划除掉盖伊纳斯，但盖伊纳斯发现以自己的兵力不仅无法控制首都，而且在政府和城内民众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中，或许连保护自己的安全也力有未逮，所以才做出离城的决定。
    在盖伊纳斯危机中，君士坦丁堡市民的作用值得注意。如前所述，普通民众中同样存在着对蛮族士兵的惧怕与怨恨情绪，盖伊纳斯与其手下在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情绪。根据苏格拉底的记载，盖伊纳斯曾企图占有店铺里公开陈列出售的银器，但是当经营者们提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把货品从柜台上撤了下来。(105)类似这样的行为自然不利于提升盖伊纳斯在君士坦丁堡市民眼中的公众形象。另外，根据目击者西内西乌斯的说法，市民与盖伊纳斯手下的冲突起始于蛮族士兵同一位行乞女子的争吵，(106)无论这一偶然事件是否存在，从中可以看出，在时人看来，盖伊纳斯及其部下同君士坦丁堡市民之间存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与反日耳曼人情绪或许互为因果。正因如此，当危机爆发时，市民才成为忠于皇帝的军队的重要援兵，根据左西莫斯的记载，当时妇女哭号，每个人都拿起剑、石头以及任何身边之物协助城防部队对抗哥特士兵。(107)
    君士坦丁堡政府对于军权—皇权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对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所确立的分散军权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军权较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进一步分散，而且令蛮族将领互相制约，以防止一人独大并避免军人干政。在这种意义上，盖伊纳斯之垮台也正是起源于他企图打破这一传统政策，独揽大权，而他令人生疑的蛮族出身则有助于帝国政府顺应反日耳曼人情绪，动员民众对其实施打击。在对待弗拉维图斯这位平乱功臣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帝国政府防备军人干政的原则：在消灭盖伊纳斯后，给予他担任401年执政官的荣誉，(108)但当他批评政府政策时，依然遭到杀害。(109)此后，哥特人普林萨(Plinsa)于419年成为执政官并担任军事长官超过20年，(110)大约与此同时，阿兰人阿尔达布里斯(Ardaburius)也成为军事长官，但他们均无法独揽军权。除了在他们两人之间分割军权之外，东部地区5名军事长官中的另外3人均非蛮族，由此形成了与两位蛮族将军之间的势力平衡。(111)塞奥多西王朝结束之后，阿尔达布里斯之子阿斯巴一度权势滔天，得到了军队中哥特士兵的支持，当时在位的皇帝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则利用伊苏里亚人将领泽诺铲除了阿斯巴的势力。(112)
    结 语
    在对蛮族将领的控制上，相较而言，4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比帝国西部政府技高一筹，帝国西部地区不断出现蛮族将领掌握军政大权的情况，蛮族将领之间从未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408年西部政府处决斯提里科时之所以非常顺利，乃是由于他本人确实并无叛乱之意，因此束手就擒。(113)斯提里科之后，控制了西部军政大权的蛮族将领们再也不会如此轻易就范；此后，西部政府与帝国在斯提里科去世后的60余年中逐渐分崩离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4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掌握了可以较为有效地在利用蛮族士兵与防备蛮族军事势力膨胀之间求得平衡的方法，由此在帝国的防御问题与军队忠诚问题上暂时取得了一定成效，获得了一段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发展时间，为日后查士丁尼时代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至于反日耳曼人情绪或反蛮族情绪，在日后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变体，最典型的莫过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拜占廷帝国上层社会成员对西欧骑士的观感，(114)而这些对外族的观感不仅构成拜占廷人界定自身与他者的依据之一，也成为影响拜占廷帝国日后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