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马—拜占廷帝国政争特点
    从罗马共和国后期起，军队就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略、苏拉、庞培、恺撒、雷必达、马克·安东尼都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而得以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元首制罗马帝国的创立者屋大维，其权力的根基也来自于军队。罗马皇帝的头衔之一“英白拉多”(Imperator)的拉丁文原义正是“统帅”，是授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军事将领的荣衔，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这一头衔则为历任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垄断，正反映了皇帝对于军权的重视。(73)据说出自罗马皇帝塞维鲁(Severus，193-211)的名言“要优待士兵，其余的人可以不管”则显现出军队动向对于稳定皇权的重大作用。(74)正如芬纳所言，“在罗马，不仅是在元首制时期，而是直到最后，军队一直是核心力量，是至关紧要的机构”。(75)
    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军权既是皇权的脊梁，同时又是皇权的最大威胁，皇帝只有牢固控制军队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反之军队就会另立新君。(76)虽然皇帝的合法性表面上来自元老院、罗马人民与军队的同意，(77)但实际上三者之中只有军队才拥有左右政局的真正实力，控制军队才能掌控帝国，无法控制军队的皇帝也将失去自己的皇位乃至生命。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军队的支持，其统治就不会长久，因为军队是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政治力量”。(78)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皇帝大多出身于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将领；与此同时，皇帝为在军中获得威望以及有效指挥与控制军队，往往亲自领军出征。(79)
    军权对皇权稳定的威胁在3世纪危机期间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本应受皇帝控制的军队喧宾夺主，任意干预皇帝废立。“大多数军队干涉内政并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可以为了金钱或者一时的喜乐而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80)各地驻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纷纷推举自己的皇帝，“公元218至268年，约有50名僭位者拥有皇帝的头衔。有些僭位者在首都称帝，另一些在帝国的其他地区称帝”；(81)“那些连续被抬上王位的统帅们如果不同意自己军队的要求，自己的性命就会断送在他们手里”。(82)
    正是由于军权既是皇权的支柱又对皇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在进行军事改革时，都注意到要加强皇权对军权的控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戴克里先时期，一方面削减了曾在3世纪危机中屡次任意废立皇帝并造成巨大危害与混乱的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人数，并取消其特权，从而削弱了近卫军长官的军事权力，并由此降低了近卫军在帝国政治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83)另一方面推行军政分离措施，除少数边境地区外，地方行政官员与民政官员不相统属，互相制约，(84)从而将之前的地方军政由一元化体制改变为军政二元化体制。君士坦丁一世继续强化对军队的控制，首先通过解散近卫军彻底消除了这一长期盘踞在罗马但曾给整个帝国带来灾难的不稳定因素。左西莫斯提到，当君士坦丁一世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后，他只“惩罚了为数极少的马克森提乌斯的亲信，但是他解散了近卫军并摧毁了他们屯驻的堡垒”。(85)其次，为进一步分散军权，防止大权落入一人之手，君士坦丁一世在帝国西部地区设立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与步兵长官(Magister Peditum)，分掌野战部队中的骑兵与步兵(4世纪后期，骑兵长官成为步兵长官的副手，步兵长官由此成为军队总司令，全权统领西部地区所有军队，称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设立五名军事长官，其中两名分掌君士坦丁堡驻军，另外三名管理东方大区、伊利里库姆大区和色雷斯行政区的军队。(86)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皇帝们也没有忘记限制将领的权力与影响，收录于《塞奥多西法典》中的377年法令规定民政官员处理民事案件，军官处理军事案件，若民政官员与军官同时处理同一案件，则民政官员的地位高于军官。(87)
    虽然罗马—拜占廷皇帝们注意到掌控军队对于巩固皇权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军队将领权力过大而对皇位造成威胁，但是军权与皇权这对矛盾共生体本质上根植于罗马—拜占廷政治体制内核之中：帝国之出现，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共和国末期军队为个人(恺撒、马可·安东尼、屋大维)所控制，皇位的获得有赖于军队的拥戴，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要依靠军队，这就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控制军权，一旦军权旁落或引起军队不满，皇权就将受到威胁，而这时军队就将成为皇帝最危险的敌人。除非解散所有军队，任何控制军权的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予以缓解。
    四、政争情势超越反日耳曼人情绪
    如前所述，军权与皇权之间既联系紧密又相互制约，皇帝若不能控制军队就会被军队所控制或推翻。直到塞奥多西一世时代，除了关注士兵待遇并在前述制度建设上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外，皇帝保证军队忠诚与服从的最常用手段其实是亲自率领并指挥军队征战，由此建立起与军队将领和士兵的密切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令皇权与军权得以统一于皇帝一人之身。塞奥多西一世于395年去世后，这种传统发生了变化。塞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尔卡迪乌斯在383年被立为共治皇帝，当时年约6岁；(88)当塞奥多西一世于392年率领军队主力前往西部征讨僭位者尤根尼乌斯时，大约16岁左右的阿尔卡迪乌斯则作为皇权的象征留守于君士坦丁堡，由文官鲁菲努斯(Rufinus)担任摄政；(89)395年塞奥多西一世在西部去世，其次子霍诺留(Honorius，395-423)即位为西部皇帝，当时霍诺留约10岁左右，大将斯提里科(Stilicho)成为霍诺留的摄政。(90)自此，在西部，直至476年罗慕洛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475-476)被将领奥多阿克(Odovacar)废黜为止，军权一直掌握在军队统帅手中；在东部，直到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去世以前，由于皇帝在即位前都不曾充任军队将领或在战事中亲自领军出征，导致原先合并于皇帝一人身上的皇权与军权也一度分离。盖伊纳斯曾参加塞奥多西一世392年讨伐西部地区僭位者的出征，塞奥多西一世去世后，盖伊纳斯于395年率领军队回到东部，这支军队也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在刚回到君士坦丁堡时铲除了东部摄政鲁菲努斯。(91)由于军权脱离了皇权控制，使得以皇帝阿尔卡迪乌斯为代表的皇权与当时掌握在蛮族将领盖伊纳斯手中的军权具有产生对立的可能性，这就为军权—皇权矛盾与反日耳曼人情绪的结合提供了前提。
    仅仅是军权掌握在盖伊纳斯手中，还不能立即导致反日耳曼人情绪的大爆发。400年7月对盖伊纳斯属下的清洗之所以发生，其直接原因在于盖伊纳斯与西部摄政斯提里科的关系以及他对朝政的强力干预，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对阿尔卡迪乌斯皇权的严重威胁。盖伊纳斯原是另一位具有蛮族血统的将领——西部皇帝霍诺留的摄政斯提里科——的手下，而斯提里科当时因为伊利里库姆大区的归属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政府发生了摩擦。(92)395年，斯提里科让盖伊纳斯担任被交还给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军队长官，同年11月27日，盖伊纳斯杀死了当时的东部政府首脑鲁菲努斯，(93)而后者是斯提里科的死敌。(94)虽然目前并不清楚盖伊纳斯的行动是否与斯提里科有关，但从受到斯提里科保护的诗人克劳迪安的描写来看，斯提里科即使不是该行动的策划者，也必定对鲁菲努斯之死深感宽慰，(95)左西莫斯则直截了当地声称盖伊纳斯此举全系出于斯提里科的授意；(96)而从当时君士坦丁堡政府的立场来看，一个将军刚自斯提里科麾下转隶其下，就刺杀了朝廷重臣，这可能不免引起某种疑心：斯提里科可能是要借旧部盖伊纳斯作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最终协助其控制东部。实际上，自盖伊纳斯凭借其军权要挟皇帝从而先后击败其政敌尤特罗匹乌斯与奥勒里安等人后，出现了帝国东西两部都是由蛮族出身的将领控制政府的局面(西部的斯提里科与东部的盖伊纳斯)，皇帝阿尔卡迪乌斯在盖伊纳斯扩大自己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受尽胁迫，这就促使一直内含于军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而盖伊纳斯作为蛮族，其身份在朝中官员与君士坦丁堡市民眼中所代表的威胁也被进一步放大至无可容忍的地步。400年7月上旬，皇帝宣布盖伊纳斯为公敌，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反哥特人暴动，7000余名哥特士兵被杀。(97)东部帝国的反日耳曼人情绪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98)置盖伊纳斯及其部下于死地的直接原因则一方面可能在于他们被当成了另一位蛮族将领斯提里科的内应与代理人，而毁灭了盖伊纳斯同时也就消灭了东西部蛮族将领联手控制乃至灭亡帝国的噩梦；另一方面，盖伊纳斯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其控制的军力积极参与君士坦丁堡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控制了朝政，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以皇帝为首的君士坦丁堡各阶层对他的怀疑与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抗盖伊纳斯及其手下军队，皇帝或君士坦丁堡政府借反日耳曼人情绪动员首都民众消灭盖伊纳斯的军队，而社会上潜藏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也由此得以爆发出来。
    在苏格拉底与索佐门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大批天使化身为高大士兵保护了宫殿的奇迹，在这个奇迹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事实呢？君士坦丁一世曾继承戴克里先的做法，建立了7支宫廷卫队(Scholae Palatinae)，每支卫队由500名精锐士兵组成，日常管理由执事长官负责，直接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并听命于皇帝个人。(99)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后，宫廷卫队的规模继续扩大，据4世纪末《职官录》(Notitia Dignitatum)记载，当时在帝国西部地区有5支宫廷卫队，在东部地区则有7支宫廷卫队，每支卫队人数为500人。(100)由此计算，可知东部地区宫廷卫队总人数为3500人。宫廷卫队的任务是跟随并保护皇帝，当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显然也驻扎于君士坦丁堡。盖伊纳斯危机发生的时间距离戎马一生的塞奥多西一世去世不过5年，这支精锐部队应该还未完全丧失战斗力，在这种危机时刻，他们自然要谨守职责、守卫皇帝居所。因此，或许可以假设，盖伊纳斯派去焚烧宫殿的手下有可能看见了顶盔贯甲、彻夜严阵以待的宫廷卫队。实际上，在谈到423年西部皇帝霍诺留去世后塞奥多西二世出兵攻打西部地区的僭位者约翰时，苏格拉底也提到“一位上帝的天使，以牧羊人的面目出现”引导大军渡过了拉文纳附近的湖泊。(101)如果排除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这里提到的以牧羊人面目出现的天使也许就是真正的牧羊人，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于用“天使”的出现来证明上帝的意志这一手法并不排斥，或许在谈到天使化身为高大士兵时，他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