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说过：人是一种思想之物（res cogitans），对思想之物来说，认识思想强于认识肉体。那些人好像是被笛卡尔的这番话打动了，不过他们没有赞美理性主义对人类理性之美的洞见，而是不合时宜地把玩笛卡尔派的问题：他们的奴隶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处心积虑使之沦落到跟奴隶差不多的科伊桑族土著人，到底有没有大脑？霍布斯和洛克两人的社会契约论似乎博得了他们的激赏，但不是因为霍布斯和洛克强调了据说把人结合为公民社会的规范性条例纽带，而是因为通过其言论，他们有可能说奴隶和土著民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之外，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其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在哲学文化空间里被弃于叙述之外的东西既能为奴隶制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又能在这个空间里催生出一种关于自然事物和正常事物的观念，这种观念能让奴隶主的后代忘却那段历史，使这一空间的新功能看起来没什么不妥。弃与取的辩证法不会放过抽象的形而上学和社会理论。
    宗教也不会放过。奴隶屋里的奴隶（虽然并不属于占奴隶人口大部分的家奴）还受洗皈依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但是，加尔文主义的平等内容丝毫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殖民者的蓄奴思想没有减弱；在他们看来，蓄奴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可以接受的。就像谢尔说的，“对于殖民者的生活方式而言，奴隶比加尔文教的基督还重要”（Shell,1994,p.369）。奴隶的确很重要，连奴隶解放，甚至是奴隶解放的苗头，都是引发南非白人集体迁徙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场大迁徙发生在1834-1938年间，史称布尔人大迁徙（Great Trek），无怪乎安娜·斯蒂恩坎普（Anna Steenkamp）在起草《流浪者宣言》的时候还把它拿出来作为例证。后来在1844年安娜·斯蒂恩坎普这样写道：“让奴隶和基督徒平起平坐违逆了上帝的法则和种族、宗教的自然差异”（Elphick and Gilmee,1979,p.507）。
    奴隶制经过上边的取舍就可以被视为正常，因为它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奴隶屋收押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奴隶，所以它是在履行自然秩序的某种职能。立法会和最高法院在制订和实施罗马--荷兰法律时也是在履行类似的职能。所以，把奴隶屋改造成审议法律的场所好像也没什么奇怪。既然这样，无怪乎1838年颁布的正式解放奴隶法案根本没有给殖民思想造成革命性的断裂。这部解放法案颁布之后，1841年又颁布了《主仆令》，为的是把从前的奴隶紧紧地拴在主人身上，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个法令让口头合同具有约束力，还严惩逃跑的奴隶。1856年，该法律得到进一步强化，后来演化为《主仆法》，直到1974年才被废黜，其间改头换面，转来转去，存在了130余年。
    毫无疑问，奴隶屋作为治理与法律中心时间不长，却为奴隶屋于1944年顺利破茧化蝶成为文化历史博物馆帮了大忙。当时的大环境让这个变身戏法的效果更上层楼。这个大环境就是：亨德里克·维沃尔德时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站在了权力的巅峰，维沃尔德的种族主义思想紧紧把持着南非的教育，白人寡头集团眼中的高等文化已臻于完美。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只把奴隶制作为现代南非国家崛起历程中的一个事件。小学生们被灌输了一堆谎话，学来学去，只记得当年的奴隶差不多全是从马来群岛远适南非的外来者，他们的手工技艺深得有品位的奴隶主的欣赏；和美国内战前南方诸州奴隶主对待黑奴相比，南非的奴隶主对待马来亚奴隶已经够慈悲、够温和了。
    在这样宽容的氛围里，奴隶屋改名换姓，变成“文化历史博物馆”，而文化历史博物馆后来又成了一座规模大得多的博物馆--南非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是管理者还是文史馆自有的小理事会，1964年4月16日这个理事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66年，文化历史博物馆实际是由它的小管理班子管理，独立运作；1969年，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议会通过了“文化机构法案”（Cultural Institutions Act），宣布这座从前的奴隶监狱、妓院、疯人院为“国家级文化机构”。到这个时候，这座建筑前身的一切看得见的遗迹全都被永久地抹去了。遗迹所在的地方摆上了精美绝伦的藏品，有古老的银器、古玩闹钟、古代的滑膛枪和服饰，让人联想起欧洲典雅华贵的过去。否认的语法形成了，而且很完备，甚至到2003年，人们终于想起这座建筑最初是“奴隶屋”，为此而举办了仪式和展览，明着是要纪念那些奴隶，其实半心半意，着力不多。公众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对奴隶的回忆，而是17、18世纪巴塔维亚和开普荷兰式豪华家具，摆放有品位，灯光打得也讲究。仅有墙上解说展品来源的文字提到了奴隶制。就这样，不想要的略去，想要的挑拣出来，几百年间左右逢源，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超越记忆否定的否认，凝固成一种观念：拒不承认奴隶屋起源的事实。从技术角度说，这种否认扰乱了逻辑空间，因为它试图颠倒只有在其把逻辑空间一分两半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的事物的双极真值（bipolar truth values）。因为就其形式而言，事实不过是以这种方式使逻辑空间发生分化的东西。
    形式逻辑学家的作为和博物馆学家的作为有相似之处，但绝对不能夸大。博物馆学家做的事要受一些约束，而逻辑学家则不一定要受这些约束。逻辑学家手里的工具中，只有表达事物内在关系的标记符号是看得见的，而他所关注的，准确地说，也只有事物的内在关系。美学、政治和法学等问题他不必过多考虑，也确实不应该过多考虑。他使用否定符的各种条条框框基本上是一堆废话。可是轮到法国建筑师路易·梯伯尔特（Louis Thibault），情形就不一样了。梯伯尔特把矫揉造作的新古典风格从巴黎学院带到开普（Cape）；他用这个风格将奴隶屋正墙装扮一新，好让人打眼一看就觉得最高法院在这儿安家落户正合适。碰到博物馆学家，情况当然也不一样。博物馆学家把物件摆放得好看，为奴隶屋变成文化历史博物馆这个否认历史的操作收尾。他们写下的否定符还一定要用刀刻下来；刻下来的否定符就在一连串外部关系的利齿下存留，而这种关系恰恰是逻辑学家在技术上不用考虑的。
    博物馆里的否认者和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的支持者不仅要抵抗完全与其目的背道而驰的社会历史变迁；更要命的是，其目的的逻辑特征，及其外在于理性或最多也只能和理性沾点边儿的地位，恰恰被他们用来维持假象的媒介所遮蔽。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古董文物，剪裁精细的绣花亚麻，钟表及火镰枪的机械设计，以及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协调摆放，所有这些通力协作，足以让人们对欧洲同声赞美某个理性理想的那几百年浮想联翩；而这个理想，如笔者已指出的那样，丝毫没有在思想上触动那些建造了奴隶屋并声称拥有监押于其中的奴隶的那些人。另外，使奴隶监狱最终转变为博物馆的官僚程序和法律程序，以及议会法令、委员会、分管委员会、理事会等一整套制度，让具体制造谎言的学术专家们坚信他们不过是在按既定的规程办事，目的是要让人们保留记忆，而不是销毁它们。因此，他们看不到自己因背离真实而强暴了理性，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并不是历史三段论。三段论只要前提是假的，它也就经不起推敲。他们看不到，为了指鹿为马并且言之凿凿，我们就必须，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反对自己；不仅要说假话，还要对假话深信不疑，使自己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苏格拉底称之为浑浑噩噩的生活（unexamine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