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不想把欧文的反潮流立场和上世纪60年代某个假想的历史学者或者博物馆学家反对文化历史博物馆管理者歪曲史实的反潮流立场做比较，即便我们明白，不应该为了避免粗陋相对主义而回避两个逆潮流而动的例子为何会互不相同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于两派对有关史实的态度，但是又不能简单归结为：欧文认为某一套事实是真的，而官司里的被告们，比如大屠杀纪念中心的管理者们，和欧文的看法不同。这种争执恐怕还不是反对文化历史博物馆把假象强加给轻信的公众的根本所在。要是停留在这个层面，给人感觉争来争去好像只是讨论专业能力如何。其实事情远比专业能力来得重要，它牵涉到我们处理史料、努力保证史料正确所达致的严肃性。里普施塔特在其著述里批评欧文，因为她认为欧文对待事实极不严肃，竟然到了不尊重史实，不尊重与史实相关的受害者的地步。了解本国奴隶史真相的南非人，对文化历史博物馆的始作俑者也怀有同样的义愤。
    我们根据什么说欧文缺乏20世纪60年代对文史馆的展示提出批评的学者所具有的那种“清醒”呢？至此，笔者的回答应该已经很清楚：一、要看两方立论都吸取了什么，舍弃了什么；二、笔者的方法就这一点多少带有一些辩证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者考虑并坚持了我们和他认为是“历史真实”的东西，亦即他立足于其间的那座建筑的原初功能和居住者的真实情况。为此，他不一定要了解当时广大公众还接触不到的奴隶制方面的资料，虽然学术研究获得的发现对他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他只要了解与其同时代、同国度的兼听明达的才智人士普遍了解的知识，并拿出证据证明其正确性就够了。证实就是一种反潮流的做法。为完成这个任务，他必须将那些鼓吹种族隔离的人所施加的压力和偏见抛到脑后，虽然他在论述中要提到他们。
    而欧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仅因为他否认的罪恶和他因否认罪恶而犯下的罪恶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不一样，而且是截然相反。欧文对决定着他的表述的历史真实丝毫不予觉察，他刻意摆出政治上不正确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使他丧失了对历史真实的识别力。而他要反的潮流，恰恰是能使他看清那些现实和那种表述的“常识”。本案的审理记录显示，② 欧文不仅没有充分的有识之士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屠杀行为的普遍认证，也没拿那些正在开展的、可能会转变他的观点的学术研究工作当回事。对这类学术研究，欧文压根儿就不尊重，他的内心反倒很鄙视它，故此他也全然不顾他有责任对钻研学问示以尊敬，而这种尊敬，我们以为，有志于做一名合格的历史学者的人，哪怕是有志于做一名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人，都应该具备。
    欧文略而不论的东西和拿来讨论的东西，前唱后和，协调动作。他是一名自由作家，这种生计方式决定了他要比专业从事研究的历史学者更关心图书市场的需求，更在意出版商的赞誉，更顾及一般读者，特别是反犹主义者和冒牌历史学者的看法。此外，也许是出于对流行出版市场的职业兴趣，也许是出于个人倾向，欧文还特别留意当代推动希特勒和大屠杀的讨论的政治力量，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类政治集团为了按某些特定方式描述旧事所下的工夫。于是，被取之事和被舍之事互相融合，转化为一种关注与不关注的辩证格局。这促动欧文要就那些让他不舒服而别人并不觉得不舒服的证据提出某些疑问。他深深地怀疑他认定是经过巧诈策划的正统观念，上述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他的怀疑会影响他的提问；因此，他的否认以及他为自己的名誉所作的法庭辩护带有明显的偏执倾向。③
    这样描述欧文否认史实，绝非有意对其罪错轻描淡写，而恰恰是要突显欧文立场的概念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看清欧文的观点和前边讨论的南非否认奴隶史这一实例之间存在类似性。
    关注、理智和回忆
    关注的概念就像一枚合页，逻辑否定是如何与记忆否定相联系的问题就是绕着这枚合页而转的。关注的概念还有助于说明否认奴隶制、否认大屠杀必然导致的非理性状态。令我们感兴趣的关注和疏忽可能和我们操作逻辑符号的时候防止或引发错误的那种关注或疏忽很接近，但却不等同于后者。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在这个活动空间内评价行为是理性或非理性时，最重要的是看清醒还是不清醒，以及是否认真对待一门正规学科的规范，认识其重要性。本文并不是在计较一个小疏忽，而是在讨论故意将关注从逻辑的基本要求上引开，引向和基本要求无关的东西上面。但是，在前边的例子中，我们一直在谈某种人工的、任意性的符号工具，所以相关问题的道德维度很难明确下来。不过，符号标记不会因为形式可能不同而不承载排列它们时所带有的预期。④
    这些预期会削弱康德称为“判断力”的话语，尤其是在对话者与我们旗鼓相当的时候--这时，言语传达出我们要准确表达的期望和决心。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苏格拉底式辩论的结构，这种辩论就属于这一类对话。大家已经注意到，我所说的真诚约束（sincerity constraint）是这种辩论的首要条件。而现在，这个条件又是以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关注焦点为依托：每个参与辩论的伙伴必须注意各自言辞的客观意义，必须注意其对话人的言辞和用意，必须留意对于这些意义是否存在主观认同。所以，第三个焦点是回记性的，它的作用就是充当其他两个焦点之间的纽带联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辩证活动成为理性活动的独特范式。在这种活动中，参与者把自己呈现给自己，同时也呈现给其他参与者；双方观点的发展由此成为在每个参与者看来始终存在的现实；黑格尔显然为这种方式所深深吸引了，他对那种方式的兴趣尤其反映在他对《巴门尼德》的解读里。佛教的坐禅者常试图把自己每次呼吸的瞬间呈现给自己。他知道，自己只有用心注视吐纳气息的整个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坐禅者的做法也许和上述的情况有些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