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环保组织的推动下，荒野保护斗争在6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这体现在1964年荒野法的通过，1965年回声谷公园和大峡谷筑坝提议被国会否决上。战后，荒野协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荒野保护事业。50年代末，霍华德·赞尼泽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荒野保护议案，并促使国会多次举行听证会。60年代，荒野协会、赛拉俱乐部、奥杜邦协会和艾萨克·沃尔顿联盟等环保组织建立协调联盟，他们著文宣传、发动草根支持荒野保护。1962年，国会收到较其它任何立法建议更多的荒野保护立法信函，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压力。最终，一项荒野保护法案于1964在国会通过，荒野保护从此有了法律保障。（14） 塞拉俱乐部始终站在反对筑坝斗争的前列，战后60年代，该组织在戴维·布劳尔领导下成为强有力的环保力量。为捍卫神圣的荒野免遭现代文明的侵犯，塞拉俱乐部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他们印刷了大量有关国家恐龙遗址和大峡谷的美丽的图片。最终，群众被动员起来，国会先后于1965年和1968年否决了回声谷和大峡谷筑坝提议。这些事件连同1964年的荒野法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美国人对荒野态度的历史性转变。（15）
    60年代后，反污染斗争成为环保运动的主要议程。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科学家公共信息协会积极促进公众了解科技的危险，特别是核辐射危险。60年代末成立的环境保卫基金协会将杀虫剂作为其首要目标，经过斗争，滴滴涕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自然资源保卫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卷入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的院外游说和监督执行中。70年代末，基层组织开始关注威胁社区的污染源特别有毒废弃物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些传统环保组织也参与到反污染斗争中来，奥杜邦协会是反滴滴涕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全国野生生物联盟采用法律手段挑战污染者，保守的艾萨克·沃尔顿联盟也卷入清洁水法斗争中。
    四、地球日与环境革命
    1970年4月22日，约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以表达其对国家环境现状的不满和关注，这一天遂成为世界性地球日。地球日有几个鲜明特点。首先，这次运动就规模而言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据组织者统计，共有1，500所大专院校和1万所中学卷入这场运动。时代杂志估计参加者可能达到美国人口的1／10。其次，这次运动的参加者具有空前的广泛性。4月22日这一天，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大中学生、政治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普通市民和失业者等，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全国各地城市街道、公园、公司和政府机关门口，举行诸如游行、集会、演讲和抗议、植树和清除垃圾等各种活动，借此表达其对环境的关注（运动中广泛地开展时事宣讲和辩论）。（16） 第三，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曾经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活跃的青年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些嬉皮士。这些人转向环保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同他们在60、70年代的反叛目标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17）
    在现代环保运动史上，地球日是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环境革命已经开始了。地球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首先，地球日的中心议题是污染有害健康，地球日发生之后，它获得了国家媒体持续的覆盖和报道，诸如人口增长、空气和水体污染、荒野消逝、杀虫剂滥用等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其次，地球日促进了新环保主义的成型。“地球日后释放出来的这种社会力量可能永远地改变了美国人思考环境的方式。现在我们不仅把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看作是我们幸福和健康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通向自由和机遇的一种权利。”（18） 第三，地球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4月22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和企业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缓慢而勉强的，但确实开始了。第四，地球日推动了环保组织的发展。地球日之后，环保组织不仅数量迅猛增加，而且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在推动政府的环境政策议程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地球日加重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和世界末日意识。战后60年代以来，不断有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向世人敲响生态警钟。1962年，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琛在《我们合成的环境》中描绘了生态恐怖和人类健康状况的恶化，指出这是由技术巨人症和工业倾倒在土地、空气和水中的毒物和其他毁灭性物质而引起的。1968年，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在《人口爆炸》中以一种可怕的启示录方式把人口过剩问题带入公众视野，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过度的人口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范围的饥荒和疾病的流行。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增长的极限》，该书对全球经济和环境进行计算机模拟分析，其结论是：世界上赖以维持经济增长和人口爆炸的资源正在枯竭，可资利用的时间也正在耗尽。同年，不列颠的一份杂志《生态学家》出版了一份特刊《生存的蓝图》，这份杂志警告说：“如果允许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社会的崩溃和地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会不可逆转地走向瓦解，可能到世纪之末，肯定会在我们的孩子中间发生”，他呼吁建立一个生态社会取代失败的工业社会。在许多人看来，这份专号无异于一份世界末日宣言书。世界末日的弦音在70年代被持续地演奏着，频繁发生的环境危机又为它提供了现实的佐证。
    战后60、70年代美国的环保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历史的诸多合力造就的，它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中才会发生。这次运动也是历史上最复杂的，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刻、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普遍而持久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民众的环境危机感和环境保护意识。1980年，“未来资源协会”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有7％的美国人把自己描绘为环境上的积极分子，大约是1500万人；有55％的人说他们同情环保运动的目标。《纽约时代杂志》的民意测验发现：45％的人认为保护环境是非常重的事情，环境改善必须是不计代价的。（19）
    也许战后美国环保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它动员了民众，从而为美国的环保事业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任何个人、组织和团体都不能无视和忽视民众的力量和舆论的作用。可以肯定，现代环保运动是环保事业的强大推动力量，没有现代环保运动，很难说美国能够在环保事业上会取得那么大的进展。需要注意的是，主流派环保组织在60、70年代环保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主流派环保组织主要由白人中产阶层构成，他们往往忽视基层民众的利益及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他们采取的与华盛顿合作的策略也为基层派所不屑，这就为后来基层派和激进派的崛起和环保运动的转型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