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灾而赈”：救灾措施、救灾组织、救灾思想的研究
    灾荒救治历来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救灾措施、救灾组织和救灾思想三大块内容上。在该领域，史学领域的学者用力最多，成果也堪称丰富。
    1.救灾措施
    李文海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和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对清代荒政及民国时期政府、民间的救荒之举多有论述。此外，王龙章编著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等灾荒史著述对近代荒政措施也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商传、李向军分别就明清两代救灾措施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说明。
    池子华的研究指出面对灾荒，民国时的各届政府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救灾，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同，防治成效存在很大差异。[3]
    2.救灾组织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4]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5]夏明方认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6]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江南义赈组织在华北的义赈活动。
    还有专门对华洋义赈会的成立、赈灾活动进行详细研究的专著专论，如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论述》、薛毅《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民间组织中除华洋义赈会外，亦有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如周秋光《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述论》，对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3.救灾思想
    对于救灾思想方面的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针对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和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总结出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到消极的救济，再到积极预防灾荒的救灾思想发展脉络。
    近年来，学者们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古代丰富多样的救荒思想的大致轮廓。王晖从文化角度对此做了评判。有些学者从灾害管理角度看，将减灾救荒为目的的救荒思想分为灾害预防思想（储粮备荒等）、灾害抗救思想、荒政管理思想、救灾济民思想等方面。有些学者从救荒减灾活动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不同的社会活动团体和阶层对全社会的救荒减灾工作则有不同的认识。
    （三）“由灾及人”：社会史视野中的灾荒史研究
    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自然灾害在区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长时段的分析，由以往单单注重理论、技术层面的灾荒史研究转向对人的考察，达到丰富灾害史研究的目的。可限于理论的不完善、史料搜集上的障碍，研究成果略显单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
    1.对灾后人口史的研究
    历次灾害发生后，往往导致区域内大量人口死亡和大规模的人口流移。对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史研究者也极为重视。萧正洪从灾害改变局部地区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曹树英则从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根福的《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说明在抗战时期，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因素下，260多万安徽灾民的流动对迁入迁出地域的影响。[6]
    2.对民间社会救济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慈善事业也具备一定的救荒功能，但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全面，多致力于近代南方地区的民间社会救济。例如，余新忠以苏州丰豫义庄为研究个案，探究了清朝中后期乡绅领导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认为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也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7]宫保利研究晚清时期苏州地区工商公所开办的各类善举活动，认为其受到苏州乐善好施的好传统和近代西方某些慈善事业做法的影响。[8]朱英探讨了19世纪末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诞生了许多新的民间公益团体，其内容更为广泛和多元化，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