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综合性研究
    对于灾荒史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夏明方着重论述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和环境、人口、粮食价格与剪刀差、租佃、雇佣、社会冲突、阶级压迫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展现出民国时期借鉴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型赈灾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义赈和共产党领导的救灾形式，将三种模式、三条道路、三个方向的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10]苏新留针对民国时期河南区域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和地区变动和趋势，重点探讨了水旱灾害对河南社会经济、乡村社会的影响，对政府的作用、义赈的表现和革命根据地救灾活动也进行了考察。[11]汪汉忠则从苏北区域的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入手，总结苏北灾害的特点、规律，论述灾害与苏北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分析了灾害与苏北地区现代化进程延误的问题。[12]此外还有王文涛、陈业新关于秦汉灾害与社会的相关论著等。
    总体来看，三条研究路径各有所长。相较而言，前两种研究都已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研究的问题已经很明确，富有针对性，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完善。而第三条路径，从社会史角度开展的灾荒史研究则略显薄弱。近年来，虽然灾荒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荒政全书》和各类灾荒史料陆续出版，但相关的研究与此并不相称，略显滞后。从学术增长点和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史角度继续深化灾荒史研究还大有可为。
    二 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
    首先，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正确把握灾荒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发现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寻找新的研究方向，通过相关的研究给予弥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灾荒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注重考察灾荒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成果，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就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也有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如曹树基、李玉尚对云南鼠疫流行造成的人口损失，[13]周琼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瘴气的研究都有很明显的社会史关怀，[14]都给读者呈现出自然灾害场景下的基层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但是，这样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2005年，李文海先生在总结近20年灾荒史研究的特点时，承认灾荒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指出了中国灾荒史研究的“软肋”：
    不足的是，灾荒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几乎很少被纳入当时的研究。其实，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灾害，当然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对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只有从灾荒同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中，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自然灾害各个方面的本质。[15]
    我们从前述三条路径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自然科学领域和传统史学领域有关灾荒研究的成果多数陷入“就灾言灾”的窠臼。从灾荒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整理传统史籍中的相关史料，摸清历次灾荒的基本情形、灾害原因、灾荒救治和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的基本状况，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工作，但是如果将灾荒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一味地停留在这一阶段循环往复，对于该研究领域学术整体水平的推进来说却并无大益。
    笔者以为，在灾荒史基本面的研究大体成熟的条件下，研究者应当进一步深入开展灾荒史领域的专题研究。就对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研究来看，同中国其他类型、其他区域的灾荒史研究一样，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自1997年至今十余年间，以“丁戊奇荒”为主题的论文多达30余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近年来朱浒分别对晚清义赈、华北大灾荒与江南社会的反应、与传统赈灾不同的赈灾力量--外国传教士群体的介入作了颇具新意的研究，这些都可视为在单次灾荒全景基本清楚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创新的努力尝试。此外，海外学者对“丁戊奇荒”的研究也不断有新作问世，其研究已同样不再拘泥于灾荒本身。如德国学者安特利雅·扬库（Andrea Janku）就通过解读光绪朝《襄陵县志·赈务卷》，探讨国家救灾本身的失职与地方文献编纂的有意虚饰的问题，这就将讨论的话题从灾荒本身转移到时人的心理研究层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目的在于以灾荒为媒介，透过灾荒观察社会，而非就灾言灾。与此相似，美国学者艾志端（Kate Edgerton）则选择从英国的《北华捷报》对“丁戊奇荒”的报道和晚清洋务派、顽固派观点的对立性阐述谈起，探究灾荒与晚清意识形态问题。应该说，上述学者的研究旨趣，皆可以归人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对于深化灾荒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应该说，对“丁戊奇荒”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充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探究的终止。近几年笔者对此次灾荒也有持续关注，做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在摸索中发现，学界对此次灾荒中很多问题的研究并不够深入，还有大量相关的灾荒资料未得到很好利用。比如灾荒发生时，山西巡抚曾国荃与地方官员在赈灾问题上发生的争议，在曾国荃的文牍中就有大量反映，但是未见到相应的学术成果；与此相应，曾国荃个人的赈灾思想，均可从时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再比如灾荒中的地方人士的自发救济、不同群体灾后的心理与行动，这些均是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的。此外，灾荒中的特殊人群，如商人、女性、士人的命运；灾荒中救灾粮食采购路线、运销方式、粮价问题等均是极富社会史关怀的问题。开展此类专题研究，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灾荒，更能够理解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就此意义而言，从社会史角度开展灾荒史研究，是以灾荒为媒介，以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社会变迁为根本追求的。
    其次，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还需要将眼光放长，用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灾荒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拓宽灾荒史研究的视野。
    灾害研究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主要灾害。就目前灾荒史研究的灾害对象来看，包括旱、涝、风、霜、地震、瘟疫、海啸、雪灾等等。但是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往往满足于对各类灾害的罗列，研究者的视野停留在了灾害的强度、频次和规律上，停留在灾荒发生时和发生后一段时间的情形，不再考虑灾荒中的社会百态和灾后的社会重建和社会发展变迁。其实，这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