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以山西为例进行说明。山西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以旱灾和地震灾害为甚。先看旱灾，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中，山西是华北五省中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山西人口从灾前的1640余万，锐减至1000万，人口亡失巨大。山西人口的这种颓势，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人口统计时，仍未恢复到灾前水平，实可谓“二百年未遇之奇灾”。人口是社会构成的主角，人口的重大损失不可能影响不到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丁戊奇荒”造成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均造成了重大冲击。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常常将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视作为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性事件，灾后人口恢复中的移民问题、族群关系的调整问题、荒地开垦的问题、村庄聚落的恢复、庙会集市的重建等等，均非在短时间内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研究的重心不仅要放在灾荒上，更要置放在灾后20年、30年、50年甚至近百年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对灾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一个更确切的把握和理解，才能深化和拓宽灾荒史研究的领域。
    客观地说，这种学术研究可能会囿于资料的局限而无法顺利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终究要落实到史料层面。以往学者们专注于灾荒本身和灾害前后若干年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便利的资料。资料问题解决了，研究才能顺利展开。我们提倡关注灾后社会恢复和重建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拓宽灾荒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提供可能。因此，对于可能存在的困难，必须要在平时的研究中注意积累相关的资料。长此以往，解决了资料搜集的困难，该领域的研究便有望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
    再次，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还要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
    从近年国内灾荒史的研究来看，一批新资料的发现、利用和整理为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文海、夏明方教授带领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团队，将分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各类救荒文献整理点校后，以《中国荒政全书》命名结集出版，辑录了自先秦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著作，大大推动了当前我国灾荒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关于这批文献的资料价值，诚如编著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为人们了解历史时期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珍贵资料，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事件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深入了解历史时期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4]与此类似，《康熙朝雨雪粮价史料》也是近年刚刚整理出版的一部重要灾荒史资料集。该丛书编者从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康熙朝朱批奏折”档案中，辑录了有关各地区雨雪、农耕、收成分数、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档案史料，集中反映清康熙时期全国各地农业发展及生态环境状况。所辑这些档案，多为清官书所不载。有理由相信，这批资料必然有利于解决前提出的问题，从而开创灾荒史研究的新局面。
    另外，对资料的利用和收集上，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当时各类官方文书上。对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也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灾荒关系民生，我国民间社会历来就流传和保存着大量反映灾荒的史料。笔者在进行光绪初年灾荒史研究中，经常接触到这方面的史料。如清末民国时期晋中祁县谷恋村商人高顺理的手抄本，就反映了光绪三年、四年山西灾荒及祁县救灾的实况。对于这次罕见的灾荒，该抄本记载曰：“以山西地言之，惟光绪三年阖省全旱，荒及汾、平、蒲、绛、辽、沁、潞、霍等处甚重，黎民残伤，困苦无比，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饮。”[15]这是对此次灾情全景的概括，不仅如此，抄本中还辑录了当时祁县的粮价、银价、地方社会的实际救济情况。尤为珍贵的是，该抄本描绘了当时谷恋村因商人数量众多，商人自发救灾的情形。这一史料的发现，无疑可以丰富灾荒史研究的内容。同样，在对晋南地区的考察中，幸运地发现真实反映晚清山、陕两地粮价变动与细致描绘地方灾荒图景的刻本《丰歉年略》。该书作者王欢乐，世居汾阴王显庄，幼家贫，务农，后到陕西去经商。同治年间的“回民大起义”、“太平军”与清王朝之间的战争，使他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在战乱后又重操旧业，书中提及到的粮食价格均来自于他在日常经商中的记录。作者在此书中除记录了近代山陕交界一带的丰、歉年景概况外，还记录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和经商之道，如《四箴歌》、《孝弟箴》、《男语四则》、《生意人》和《灵验》等。该书主体部分是以清朝皇帝年号为顺序的编年体形式论述，内容上由耳闻到亲身经历、由远及近、由简略到翔实。该书采用民间口头歌谣的形式编著，先是从传闻明崇祯年间的灾害入手，然后叙述了嘉庆八年（1803）到光绪二十五年（1900）间粮价变化的原因、状况，还详实地展现了粮价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生活变化。诸如此类的民间文书，不仅直接提供了灾荒状况的各类文字、数字资料，而且反映了记录者在大灾荒中的日常生活、人生际遇和所思所想。令研究者可以透过文字进入历史情境当中，有助于再现大灾荒对社会、对民众个体的多方面影响，还灾荒史以血肉。这类资料散见于民间各级旧书集散市场、地方档案馆和个人之手。假以时日和耐心，收集更多的相关史料，对灾荒社会史的研究也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反映灾荒及其影响的民间歌谣、竹枝词和碑刻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也有益于填补灾荒史研究的资料空白。民间歌谣、竹枝词和碑刻资料是灾荒留给民众和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是最能反映灾荒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仍以“丁戊奇荒”为例，笔者搜集到的《丁丑大祲清官谱》是由山西平阳府人梁培才所撰，内容上不仅提及当时临汾知县蒋濂、襄陵知县钱墉、洪洞知县艾绍濂、汾西知县于钟德、赵城知县刘祥瀚、绛州知州陈世纶六个州县官员，还包括一些县份的门丁、教谕人员在内，与地方志所录情况大体相符。在这篇约2500字的竹枝词中，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地方官员为挽救灾黎而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以身殉职、感天动地的历史场景，更显示了灾后民众对父母官的无比景仰和感激之情。由于作者身处平阳府洪洞县，他所完成的这首竹枝词仅能描述灾荒时期平阳府及周边地区的情形，无法涵盖其他府州的情况。但是，这已从一个侧面证实：地方志所载州县官员行为举措是真实可信的。单就这一点而言，以往研究者将灾荒损失过重的原因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赈灾不力，多少有武断之嫌。与此类似的还有《光绪三年凶年饿岁记》、《光绪三年荒年歌》、《晋灾泪尽图》等，均有助于后人清楚地认识灾时各地方社会的民生图景。
    以上有关灾荒史各类资料搜集与整理情况的介绍，使我们意识到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和艰难性。对于灾荒史研究中的资料建设问题，行龙先生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充实与发展，系统地整理和发掘资料都是必需的基础工作。对于极为分散的社会史资料，不仅需要花大力气搜集整理，而且需要从社会史角度加以利用。”[16]社会史研究如此，灾荒史研究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