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判断书籍的成书年代，在没有可靠的直接记载情况下，与书籍的辨伪一样，必须追踪其来历与流传轨迹，看它在相关时代其他文献中有怎样的记述，在史料仍然十分缺乏的状况下，就需要联系大的文化背景予以分析。对《世本》一书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汉书·司马迁传》提到《世本》，《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世本》。《汉书》既然将《世本》与司马迁生平联系一起，那么司马迁的史学活动对考察《世本》成书问题即为关键之一。《汉书·艺文志》的许多内容承袭了西汉刘向整理图书的成就，恰好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片断地引述了刘向对《世本》的说明。因此，《汉书》中对《世本》的记述是最重要的史料，刘向对朝廷所藏图书、文献的整理，是与《世本》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
    第三，现存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对《世本》来历的记述皆十分简略，需要结合这些史料的语境予以深入分析，发掘意蕴，避免误解。例如《史记索隐》引用的刘向之言，应当出自他整编《世本》所撰叙录之中，这种语境，应当作为深入考析的依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之文，亦须与刘向之言对比，以有助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剖析。
    第四，考察《世本》的成书年代，研究宗旨亦须有确当的学科定位。《世本》的成书年代问题，可以归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然而历史文献学不是一个统一系统的学科，其组成之中如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虽互有知识上的联系，但各具独立治学体系，即单从治史资料出发的所谓“史料学”，也可以聊作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以历史文献学的定位来研究《世本》，就可能漫无标的，导致不自觉地游移失据。研究《世本》，应当置于中国史学史的学术层次，只有这样定位，才能将其与整个史学发展流程相联结，与前前后后相关史书、相关史学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考析。当然，在史学史学科层次的研究，必须是真正认真的重新探讨。
    以上四点，并非仅仅托之空言，以下的考析，即将贯彻这些理念，当可引导到《世本》成书时间的正确解决。
    三、《世本》乃刘向编辑的图书之一
    现存最早提到《世本》的历史文献是班固撰写的《汉书》，其中《司马迁传·赞》的一段文字十分重要：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⑩
    解决《世本》成书时间的问题，必须正确地解读班固的这一段论述。许多学者根据此处“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的描述，便将《世本》成书时间着意说成先秦时期，实际乃是对班固之言未作深层剖析而产生的误解。班固这段话的主旨，在于说明司马迁《史记》写的资料来源，而所谓“采《世本》、《战国策》”，乃是从班固本人所见史籍出发，其完整的说法应是：“采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书中所包含的资料”。当然，古人用语简约，是不会如此讲究的。
    关键的问题是：司马迁是否真的见到过《世本》其书？前辈学者对此早有考订，司马迁对自己所知、所读、所用典籍皆有记述，而整部《史记》绝无提到《世本》之处，这已经为学界公认。据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11） 一文附录《史记》材料来源列表，司马迁自称曾阅读过的“五帝德”、“帝系姓”、“谍记”、“历谱谍”、“五帝系谍”、“春秋历谱谍”等等历史文献，（12） 而这些文献大多未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这样就形成一个反差：班固说《史记》采用了《世本》，司马迁竟未曾提到，司马迁自称参阅的许多文献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却没有登录，最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迁所见“谍记”之类的资料，已被人整理、编辑为《世本》一书，而进行过这项工作的只能是刘向。
    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6），刘向主持下的“校中秘书”，即校订宫廷内藏书的活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大事。在此之前，先是“求遗书于天下”，随即“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对每一书皆撰写说明该书篇目、内容、源流以及整理经过的“书录”，上奏朝廷。刘向卒后，其子刘歆奉旨接续工作，刘歆完成图书分类性的解题目录学著作《七略》。（13）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次图书整理，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校对与订正，而是包含着大量图书汇编、排纂命名及其中各篇命名的工作，即利用已有资料，纂辑了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书籍，《世本》乃其中一种，具体理由及相关问题条列如下：
    第一，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述刘向之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14） 这项史料的可靠性不成问题，则刘向是第一个道出《世本》书名的古人，应是此书名称的实际命名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出现称为“世本”的史籍，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第二，这部《世本》，刘向等人是为现成的书籍命名？还是经过自行编纂后命名？虽史料缺失，但可以推断。刘向为《世本》撰写的别录，全文久已佚失，上述《史记索隐》引用刘向之语，应即出自《世本》别录，但过于简略。查今存刘向《战国策书录》达1100多字，叙事详明，《世本》之别录不应仅仅片言只语。班固称“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这里对《左传》、《国语》用“据”字，而《世本》与《战国策》同列于“采”的范围，则班固可能熟知《世本》与《战国策》具有多方面的相同性质。而《战国策》同样未见于司马迁《史记》，乃刘向等人将当时所存“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15） 的众多零星文献修补校订，编辑为一书，得三十三篇，命名为《战国策》。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类似《战国策》内容的27篇文献，其中16篇不见于今《战国策》书内。此墓下葬时间早于刘向整理图书100多年，更证明了刘向之前没有《战国策》其书，而只有散存的游士说词、谋略等多种独立文献。《世本》的十五篇，在先秦时期也应当是些散见零星文献，不具备一本书的性质。故刘向之前，司马迁只见到“谍记”、“历谱谍”、“五帝系谍”之类散存文献。因此，《世本》与《战国策》一样，都是西汉季年刘向编辑而成，此前并无其书。
    第三，《史记索隐》引述的刘向之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这里的“世本”，也是指其中各篇的具体资料，而“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更不是指一时一人，今学者大多也承认《世本》乃长时期间多人积累撰成。在战争频仍、天下分裂的战国时期，不大具备将分散于各国的帝王、诸侯、卿大夫家世谱系文件汇编成一本书的条件。况且这些家世谱系文件一般应为各国上层秘存，不会比纵横家的说辞、谋略更流行于世，既然纵横家的零散谋略都未能在战国时期编成一书，那么当时没有汇编《世本》成书，就不难理解。
    第四，《汉书·艺文志》乃是直接承袭了刘向父子整理图书的成果，为深入了解刘向的编订图书工作与《世本》的成书时间，有必要细致分析《汉书·艺文志》对史籍的相关著录：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