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16）
    ……
    从上引资料可看出，虽有先秦史籍《国语》存在，刘向仍然将其分割、重编为《新国语》五十四篇。随后的《世本》、《战国策》、《奏事》三书，应都是刘向等利用零散资料编辑成书。这种编纂方式有利于文献的留存，但却因刘向所撰别录和刘歆《七略》原文的大量佚失，往往令人不明编辑历程以及成书的时间。
    第五，在刘向整理、编辑之前，官方或私家典藏文献，也可能将内容相类似的书简或帛书存放一起，但这并不等于已是一书。因为历史文献学对于将资料编辑“成书”，应有其严格的概念，它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经过取舍，确定了收录范围与篇目规模；2、确定了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序；3、给全书分予以命名，即具备可资登录的书名。
    有的学者明知刘向之前还没有“世本”这个书名，却引述春秋时期就有“世”、“周谱”等谱牒之类名目的文籍，将之说成《世本》的“滥觞”，把各种零散文籍混淆为完整的一书，等于偷换了概念。进而甚至强自为说，举出司马迁《史记》曾称“太史公”、“太史公书”相比附，认为“《世本》在先秦也无定名……不称‘世本’，并不等于无其书”，（17） 这就完全成了狡辩。《史记》一书的名称确实前后有变，但无论如何称谓，都有其自己的特定书名、都确指司马迁纂修之书，都是包含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合一的一百三十卷通史。请问在刘向整编图书之前，称作“世”、“周谱”、“谍记”（18） 等等一类文籍，有哪一个是包含了“帝系”、“氏姓”、“谥法”、“居篇”、“作篇”等分门别类内容？如此重大而显著的区别，焉可蒙混过关？
    综上所述，我们结论是：1、《世本》是西汉季年刘向编辑成书，其中收揽了战国时期的许多零散文献。2、《世本》书名为刘向拟定，各篇篇名也是刘向重拟。3、刘向排纂的《世本》，虽确定十五篇的规模及篇章次序，但仍然是互相独立文献的汇集，各篇之间不具备相互配合的有机联系，因此仅仅为“资料丛编”而已。
    总之，《世本》是西汉刘向根据散存文献编辑而成的史书，作为一种史籍，如此判断，并不涉及其史料价值，判断记述的真伪、虚实，另当别论，因为它本来只是汇编了先秦时期的资料。但成书年代早晚，在中国史学史上则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历来对其成书年代的错误认识，已经造成很大的学术混乱，现在必须予以纠正。
    四、误判《世本》成书年代的学术教训
    刘向编成的《世本》连同书录，因日后佚失而内容已经无法备知，后世重新辑佚，乃大失原貌。佚书的辑佚，除了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某些书籍之外，一般不可避免的是内容残缺、支离，难以恢复原貌。但《世本》的辑佚，却非惟残缺、支离，而且肿胀、变形。所谓“肿胀”，是指把大量史料无根据地辑入《世本》，使其篇幅、内容皆膨大起来。所谓变形，是通过编排、命名和评议，改变《世本》原书的性质，抬高其地位。
    清人辑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误入非《世本》文字”（19） 的倾向，而尤其以秦嘉谟的《世本辑补》为甚。秦氏将《左传》杜预注、《国语》韦昭注等等言及世系、姓氏之类内容者，皆算作《世本》文字，而为了填充卷四的内容，更武断地认为《史记·世家》内容乃取自《世本》，径行“援《史记》成文以补之”。（20） 这已经算不得辑佚，简直就是随意地另编一书了。
    刘向将零散文献汇编一起之际，定书名为“世本”，共分15篇，也给每篇拟定一个篇名，各篇之间仍是互相独立，并非形成什么统一体系和逻辑结构，因为各篇原本就不是作为一部著作的组成部分来规划成书。秦嘉谟《世本辑补》分为十卷，各卷篇名依次是“帝系”、“纪”、“王侯谱”、“世家”、“大夫谱”、“传”、“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这些名目是否与刘向编辑的《世本》篇目完全符合？连秦嘉谟本人也不敢担保。但这一点已不必深究，因为各个篇名无论是完全出于刘向拟定，还是其中包含了清人臆造，都是司马迁去世后的产物，在《世本》一书之所以有“纪”、“世家”、“传”等组成部分，其名目乃参照了《史记》，但秦嘉谟反而说：“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21） 真是颠倒错乱，莫此为甚！本来刘向编辑《世本》，收录不同内容的零散文献，仅聚拢资料，便于留存。班固称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是指采用内中包含的史料。而到了秦嘉谟等清人这里，就将《世本》变形为先秦时统一规划、颇具整体义例的著作，并且将司马迁“采《世本》”解说为在著作体例上因袭《世本》，甚至断言“夫《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22） 后出的《世本》明明是后人参照《史记》拟定出“纪”、“世家”、“传”等篇目，却反诬《史记》体例模仿了司马迁不曾见到过的《世本》，这种怪论，其总的根源，就是硬将《世本》定为先秦成书所导致的恶果。
    清人对《世本》多加夸诞，是主观上具有嗜古、崇古的情结，今天不能再蹈那种旧辙。客观如实地考察《世本》，不仅应当确认为西汉后期刘向编辑成书，而且对其内容的史料价值也不可估量过高。刘向编辑的《世本》，揽取先秦零散文献，汇集分篇，内容是相当驳杂的。其中记述商周以下王侯大夫世系、谱牒，很可能源自各政权官方官员的记录，自有其宝贵的史料价值。而所言黄帝至尧、舜的所谓帝系，均为黄帝直系血亲后裔，岂可据为信史？至于“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破其右胁，三人出焉”（23） 之类，在古代也属于怪力乱神、妖言左道。即所谓“作篇”中的素材，随便漫言“伏羲造琴瑟”、“神农作琴”、“蚩尤作兵”、“黄帝造火食、旃冕”、“史皇作图”、“胡曹作衣”（24） 云云，把许多事物的发明归于臆造的远古帝王将相，其荒诞无稽且自相冲突，岂可曲意赞称？在《世本》尚未佚失的唐朝早期，主编《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就指出：“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凭依”。（25） 看来刘向在《世本》内收编的零散资料，有许多是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传闻杂记，秽乱芜杂，其后来全部佚失，并非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