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1世纪后西欧生产奴隶的消亡表明西欧的产权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者仅是单一的权利客体的制度已退出了历史，而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已享有使用权和部分使用权的制度已在西欧普及。所有的西欧居民都取得了权利主体的地位。对其劳动力已享有全部使用权（自由农）或部分使用权（农奴）。当劳动力产权制度--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制度--发生了变化后，基于其上的一切组织、制度和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生产奴隶消亡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改变了西欧原有的经济组织，启动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生产奴隶消亡了，雇佣劳动的条件又不存在，封建主直接经营的一切产业所能用的劳动只有农奴的劳役。社会所有的经济组织因而只能奠基于劳役制、租佃制和独立小生产者所有制之上。这不仅有别于生产奴隶灭亡前的西欧经济组织，也显然不同于工商业中使用着大量奴隶、囚犯的东方社会。基于劳役之上的领主产业显然是不稳定的。因为人都“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经济行为都为现存所有权结构所引导，“个人会发现，在这组所有权下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有利，而在那组所有权下则不利”（29）。因此，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在劳动力产权归劳动者自己使用的产权制度下，劳动者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积极劳动，尽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反之，在劳役制度下，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必然尽可能地偷懒，千方百计的投机取巧，以便最大限度地损主利己。故此，“劳役制度培养了说谎和欺骗行为”，形成了好吃懒做、欺诈、偷摸等“不良”品质。“农奴中间有许多极妙的理由来欺骗农奴主（30）。”有的将耕牛私自外租；有的扣减种子和饲料；有的则在收割时收藏部分谷物，将其偷运回家。如此种种，史料中比比皆是。故此，德比等人说：“农奴是特别懒惰和最爱小偷小摸的人”，而其中的工匠又特别会偷，以至在领主的眼中，劳役制度是各种制度中最糟糕的制度（31）。劳动效率低，还需要高昂的监督成本。置身于其旁的自由劳动自然也就成了导致基于劳役之上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庄园手工业都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的否定因素。农奴全力经营自己的独立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使两种产权制度下的经济的生产成本、经济效率和产品质量出现巨大的背离和反差。当人口增长，商业复兴时，就出现了潜在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变迁成为必要。在生产奴隶消亡，蓄奴的文化氛围已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恢复奴隶制显然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货币租代替劳役租和实物租。由于“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32），”最先获得货币租取代劳役租和实物租，从而从庄园中分化出去的是庄园手工业者（33）。它导致了庄园领主手工业的瓦解。“制造业的劳务在12世纪初就在各地几乎都结束了”，人们再也“看不到那种聚集成群的佃农集体制造木制工具、木板、布匹或服装的现象了”；“妇女集体劳动的工场也关闭了。”马克·布罗赫说，虽然“手工制造劳役随商业复兴而消失”，但“我们不能把它归因于商业的进步（商品流通的发展此时尚处于雏形），倒是应将它看成领主制组织机构发生的深刻、广泛变革的一个方面”（34）。
    由生产奴隶的消亡所导致的这一变革引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结果：工商业领域私有产权的确立和劳动的自由化，中止了官工官商的发育，实现了货币权和土地权的分离，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清除了主要路障。
    劳役租被更换为货币租后的农民工匠与领主间的交往已转成了契约关系，他已获得了行动自由和迁徙的自由。他对其劳动力已拥有了全部的权力，并拥有了由此而带来的全部权益。因此，庄园手工业中的这次劳役折算同之后庄园农奴中发生的劳役折算的本质和后果是一样的，农奴工匠获得人身解放，并因此而获得了生产要素的产权，因为他们随身带来的“手工劳动工具”以及“他的特殊劳动”“就是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其“劳动产品应该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它自然是属于他的”（35）。因此，中古西欧的第一个确立私有产权的并不是转换为货币地租后的农奴，而是从庄园中分离出来的工匠和商人。
    劳役折算也是劳动性质的一次质变：被迫的、无酬的强制劳动转为能够自由地发展和巩固他们现存生产条件的自由劳动。在后来的自治城市里，工商业者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劳动又得到了城市法的肯定和保护，产权上升为法权，劳动的自由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从而为西欧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核心要素。
    什么是市场经济？现代经济学认为它是一个由特定的要素、按照特定的结合方式而形成的具有特殊结构，因而具有优胜劣汰、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系统。它有着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法制（36），从而构成了市场机制赖以生存、运行和发挥其功能的载体和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而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形成就主要表现为这些载体的问世。
    在这些载体中，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是基础。因为只有具备了合格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才能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市场体系，发展出完备的市场法制。而要形成合格的市场主体，首要的前提是产权关系独立化，即市场主体必须具有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对交换的客体具有直接的占有、使用、支配和处置的权利。这些客体因而是他的生存条件。唯有如此，市场交换的结果与其生存条件才能息息相关，才能保证市场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而敏感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而去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两大功能才得以发挥（37）。
    一个合格的市场客体则要求产品和生产要素全部商品化。为此，自由劳动是前提。因为只有自由劳动才能使手工业生产具有商品性生产的性质，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最基本的起点。当生产基于强制劳动之上时，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无需通过市场而主要是通过掠夺和罚没；生产也就无需通过交换来补充其要素而使交换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生产费用、经济效益也因此而尚未成为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不计成本高低的自给性生产也就可行；用于交换的产品仅是自给后的剩余。所以，“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38）。当工商业奠基于自由劳动之上时，情况就相反，因此，西欧的城市产业作为城市产业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会自始就是商品（39）；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几乎全都商品化，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孕育提供了合格的市场客体。
    “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样也是它的产物”（40）。自由劳动一旦成为工商业的基石，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工商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15世纪时，西欧已成了世界上享有最先进技术的地区；（41） 同时，也使工商业与自由劳动相形益彰，相互促进，推进了自由劳动向雇佣劳动的转化。因此，赋予进入城市一年零一天的农奴以自由，农奴不断地流入城市绝非偶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42）。西欧的封土制度、农奴制度和庄园制度之所以在城市兴起后不久就纷纷瓦解，不仅是因为商品经济的渗透，也因为这种商品经济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凭籍先进的生产力，无坚不摧。它分化了传统阶级，从中析出大量的自由无产者，使农村成为自由的天地；当手工业迁往农村，或商人支配了农民家庭手工业时，工商业的自由劳动也就变为雇佣劳动。反之，当工商业基于强制劳动之上，不仅旧制度瓦解不了，还会出现：“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资本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43） 的情况。
    这些事实在有力地说明在工商业领域盛行各类强制劳动的东方社会中，决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同时，也阐明了西欧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就得益于庄园手工业瓦解所带来的工商业私有产权的确立和自由劳动成了工商业的主要基础。这一瓦解为市场经济的孕育与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由于具备了这一前提，起点很低的西欧商品经济就能逐步地将分散的市场逐渐发展成一个遍及全西欧的市场网络，形成一个包括金融市场、土地市场在内的种类齐全的市场体系；建立起市场法制，孕育出市场经济。在此同时，庄园手工业的瓦解也为市场的孕育和问世扫清了主要路障，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首先，它中止了官工官商的妊娠，打掉了官工官商的胚胎。在庄园手工业的瓦解过程中，国王的庄园也未能幸免。“从11世纪开始，”他们“也像其他地主一样，愈来愈要求从他们土地上获得货币而不是实物”（44）。可见，他们的手工业者也都从庄园中分离出去。西欧庄园手工业的瓦解不仅使贵族们永远地失掉了工商业的所有权，也使国王们永久地失掉了建立官工官商的基础。中止官工官商的孕育也就根除了社会侏儒症的一个病因，这也就是说，哪个封建国家建有庞大的官工官商，那这个国家就决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而必然成为侏儒。因为官工官商的组织原始、政经一体、官商一体、指令性质始终如一，又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生产主要是自给，生产不计工本，产权不明，管理低效腐败，技术停滞，社会经济资源被极大的浪费。它既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有效率经济组织的胚胎，也不能为市场经济的孕育提供任何前提。
    庄园手工业的分离使西欧的国王丧失了工商业的产权，导致了暴力潜能的分散，从而限制了封建国家权力过早地确立和过大地膨胀，为市民社会的孕育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使封建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严重地依赖于市民，与后者结成同盟，与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共生关系，形成了两者之间报酬相互递增的机制（45）。经此而形成的国家，受到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有效制约，既为市场法制的建设和私有产权体系的确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保障，为尔后第三等级与国王之间的权钱交易，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取代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并为市民社会的孕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它实现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分离，从而规定了阶级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交往的商品性质，使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各种关系的主流，导致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庄园手工业瓦解并不意味着农村不再有手工业了，而是说农村手工业也像城市手工业一样，已脱离领主的直接控制，不再是贵族经济的组成部分（46）。于是，庄园手工业的瓦解导致了一个重大结果：西欧的土地所有权和工商业所有权不再为封建贵族独享，而分别为贵族和工商业者所有，从而开始了西欧的“资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历史（47）。
    产权的分离势必导致产权间的交换。无论哪个阶级要想获得自由人的产品和劳动力，购买、交换是唯一的办法。结果，买卖和交换成了西欧市民之间和市民同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主流；租赋贡纳关系因而被限制在贵族同农奴之间。贵族们没有自己的工商业，他们需要的工商业品只能从市民那里购买。故此，到了中世纪后期，除了肥皂以外，贵族们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从市民那里买到的。致使“获得货币成了封建主生活中压力最大的问题”（48）。而获得货币，仅靠土地是不够的，唯有经营工商业才能如愿以偿。
    在强制劳动已在工商业领域绝迹的社会环境中，经营工商的贵族们所能使用的劳动力只能是雇工。而他们也就成了雇主；他们因此也同后者一样“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念”，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社会诉求。一句话，他们也因使用雇工而资产阶级化了。反之，那些不愿经营工商的贵族们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入不敷出，以致贫穷衰败。因此，两权分离不是令贵族资产阶级化，就是让他们衰亡。故此，马克思说：“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49）。无论贵族是衰亡，还是转化，都壮大了新兴的革命势力，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条件。（50）
    商品交换也因两权分离而成为城乡关系的主流。农牧产品有了巨大的市场，城乡贸易兴盛，货币渗透到农村的各个角落，劳役地租更换为货币地租因而具备了主要条件（51）。劳役的折算使农民获得了自由，加速了他们的两极分化，也摧毁了贵族在农村的专横统治；农村因此而成了自由的天地和自由劳动力的蓄水池，从而为工商业由城市向农村的大转移提供了主要前提。同时，商品交换成为城乡关系的主流使城市剥削农村，形成了截然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机制，使西欧有限的农业剩余转化为城市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加速了工商业资本的积累。（52）
    所有这一切都为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和有利的环境。在庄园手工业瓦解后不到四百年的16世纪，西欧就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雏形决不是偶然的，它是自由劳动成为工商业领域的基础和两权分离的必然结果（53）。之后西欧各国的盛衰沉浮都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产物。而英国之所以能从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它建立起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它的市场制度的建设赶过了西欧各国。它率先消灭了封建割据、地方封锁，实现了国家统一，拥有了欧洲最大的国内市场和最自由的市场制度；其法制建设、有效的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等，也都在欧洲各国之先（54）。这一切都无不促进了英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使其跃居西欧之首，致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屡屡得手；因而能合欧洲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之力，诱发了工业革命。完全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