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所述，庄园手工业瓦解后西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这一瓦解所导致的自由劳动的确立和两权分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所起的作用当然不能低估；它清除了城市中的农奴制残余，保护了市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胎盘，市民社会的摇篮，市民文化的家园，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然而，中外史家普遍认为城市自治制度是西欧社会分裂割据的结果。笔者曾指出，这一结论经不起基本史实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根本无法成立。（55） 生产奴隶的消亡才是自治城市产生的真正原因。奴隶的消亡及其所导致的庄园手工业的劳役租为货币租所取代，不仅使刚刚兴起的城市的生产关系中根除了奴隶制度，也消灭了生产资料产权和生产者相脱离的封建劳役制，使所有的生产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劳动力的主人。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统一的市民阶层，才使他们能结成“公社”同封建主相对抗，并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作后盾，通过武装斗争或金钱赎买，从封建主手中争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可见，自治城市也是生产奴隶消亡和庄园手工业瓦解的产物。因此，11世纪末以来的西欧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制度变革都是生产奴隶消亡的直接结果和间接产物。这即是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在起始阶段所建立起的某种制度，都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会产生与其相应的其他制度，从而形成一种制度矩阵和制度网络，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不断地自我强化。（56） 由此而使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条明显的因果链条。即权力主体的普及化导致了劳动的自由化；劳动的自由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
    生产奴隶消亡之所以成为西欧现代化的源头绝非偶然，因为它拉开了人的解放的序幕。而人的解放，人权的发展，始终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马克思说：“仅仅一种货币财富的存在以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所达到的统治，还绝对不够使这种转变为资本的事情发生，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57） 因此，“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说原始公社（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58） 因此，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身不断地获得解放的历史。没有社会成员人身的普遍自由和平等，就决不会有工业社会。废除奴隶制度，赋予人以权利主体的身份无疑是实现人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的第一步。这就是说，所有人摆脱奴隶的地位是每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59） 做不到这一点，那不仅庄园手工业的瓦解、两权的分离、自治城市的产生等都是不可能的，它还会使货币权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巩固其社会制度的锐利武器。这不仅使束缚人的自由的农村公社、宗族制度等传统共同体和一系列旧制度难以消解，还会衍生出僵化社会制度的诸多障碍：官工官商、两权合一、抑商政策，等等，从而将社会锁定在初始状态而动弹不得。所以，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出商品经济并不难，难的是商品经济奠基在自由劳动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所有的人都取得做人的资格，遗憾的是，在前工业社会里，只有西欧做到这一点。因此，西欧成为现代化的故乡绝非偶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2、153页。
    ②Guy Bo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e Village of Lournand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③Pierre Dockes, Medieval Slavery and Liberation, London, 1982, pp. 93, 96, 104.
    ④M. M. Postan, ed.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Vol, 1, pp. 253, 250.
    ⑤Rodney. Hilton, Bond Made Free, London，1980，p. 57.
    ⑥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29, Vol, 1, p. 49.
    ⑦M. M. 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1, pp. 246-255；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⑧Mare Bloch, Slavery and Serfdom in the Middle Ages, Los Angelos, 1975, pp. 19, 24；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2、83、110、111页。
    ⑨Pierre Dockes, Medieval Slavery and Liberation, pp. 10, 11; Charles Verlinden, L' esclavage dans l' Europe Medievale, Bruges, 1955.
    ⑩Christoper Dyer, Lord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Estate of the Bishopric,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7, p. 97; Guy Bo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e Village of Lournand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p. 128.
    （11）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rnell, 1974, pp. 39, 90; Rodney Hilton, Bond Made Free, pp. 57, 58, 86; 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p. 49; Doehaerd Renee,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the West: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8, pp. 114, 124; Josef Fleckenstein, Early Medieval Germany, Oxford, 1978, pp. 36, 37; James Walvin,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London, 1983, pp. 13, 18；约翰·克拉藩：《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106页；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页；汤普逊：《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