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汉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记录了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记事起于王莽时期，终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共有史料15条。《三国志·高句丽传》涉及此时段的史料有9条。视《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有无，可将两家《高句丽传》同有条目分成两类。
    第一类，仅见于《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此类有4条。
    1.“后句骊王宫”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内容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不甚相同。第一，史料排列顺序。《三国志·高句丽传》将“宫”的资料置于“伊夷模之子位宫”之处，作为辅助史料，《后汉书·高句骊传》则将其提到文前，并有意去掉表明“位宫”与“宫”关系的“其曾祖”三字，此举表明范晔对陈寿所记世系的怀疑或否定。第二，国人对待宫的态度。《三国志·高句丽传》写为“恶之”，即厌恶，厌恶之因是宫在位期间征战不休，使国残破。《后汉书·高句骊传》改为“怀之”。即得民心，人心归向之因是宫勇武善战，开拓疆土。又中华书局《后汉书校勘记》云：“殿本《考证》谓《魏志》‘怀’作‘恶’。按：《校补》谓‘怀’当为‘恠’之讹，古‘怀’字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讹”。若依此解“怀”应为“恠”字，“恠”即“怪”，此条又可解释为宫出生便能视人，国人以之为怪，人有异象，必有异能，长大勇壮，竟能屡侵大汉边境。此三种观点，因评价视角不同而异。后世史家各有择选，《魏书·高句丽传》采纳了《三国志》的说法；《通典·边防二·高句丽》采纳了《后汉书》的说法；《册府元龟·外臣部·勇鸷》则采纳第三种观点，保持中立。
    2.“宫、遂成、伯固世系”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以三王世系为宫-遂成-伯固，父子相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无“遂成”，以宫死，子伯固立。此处两传分歧颇大，后世史家观点不一，《梁书·高句骊传》、《北史·高丽传》采信《三国志·高句丽传》之说，《册府元龟·外臣部·继袭一》采纳《后汉书·高句骊传》之说，其他各家则回避不提。
    高句丽王世系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学者因择选史料不同、解读角度不同，结论各异。《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之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众多世系排列中，顾铭学认为高句丽此三王为父子相承，序列为宫-遂成-伯固。⑩刘子敏认为宫、遂成为父子关系，遂成、伯固为兄弟关系。（11）若依刘子敏所论，《后汉书·高句骊传》补充了《三国志·高句丽传》遗漏的高句丽王，增加了新的史料，可惜又将“遂成”与“伯固”两人关系弄错。
    3.“质、桓之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省略了“寇新安、居乡”，将时间由“顺、桓之间”（126-147）缩小为“质、桓之间”（146-147）。据刘子敏考证“西安平”为“安平”，为今丹东附近的叆河尖古城。（12）此条史料他处无载，又同样存在将“西安平”误写为“安平”之错，因此笔者认为《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可能取材于《三国志·高句丽传》。
    4.“建宁二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之删减版。《三国志·高句丽传》载为建宁二年，伯固投降，初属辽东，嘉（熹）平中，因其请求再属玄菟。《后汉书·高句骊传》删除“熹平中”三字。此举易生歧义，使人以为伯固投降后，便乞求归属玄菟郡管理。除非《后汉书·高句骊传》另有所据。
    第二类，《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国志·高句丽传》有载，《汉书》、《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亦有著录者。此类有4条。
    1.“王莽初”条
    此条除两家《高句丽传》外，《汉书·王莽传》亦有载。从史料的丰沛性来看，从《汉书·王莽传》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再到《后汉书·高句骊传》，各家所载内容明显逐渐减少。《汉书·王莽传》完整地记录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三国志·高句丽传》省略“王莽诏书”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关键性一句--“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并附加“当此时为侯国”六字。此六字代表了陈寿对于高句丽政权性质的理解。“当此时为侯国”说的是“在这个时候高句丽政权的性质是侯国”。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和它呼应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一事。其意为王莽时为侯，光武帝时封其为王。至于“当此时”究竟为何时？是王莽下令“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之后，还是之前，陈寿并没未指明。《后汉书·高句骊传》将“严尤奏言”及“王莽诏书”原文省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了“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一句。此句一方面有将《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与“当此时为侯国”两句合并之嫌；另一方面，又像是受《汉书·王莽传》所载“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的影响。
    范晔改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王莽诏书原文中，只云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它代表的是高句丽国名的改变，由“高”到“下”两字的变动，有明显贬斥意味。二是《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其定诸侯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为侯……五威将军奉符命，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据此推断，高句骊王被降为侯的时间，应在公元9年左右，而不是严尤诱擒“驺”后。
    此外，从《汉书·王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三则史料中“王莽初”、“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驺”、“貉人愈犯边”等句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应出自《汉书·王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虽然也参照了《汉书·王莽传》，但模仿《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痕迹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