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武八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为“光武复其王号”，明显衔接前一句，其意为建武八年（32），朝贡称臣，故恢复其原有的“高句骊王”称号。《后汉书·光武帝纪》只云：“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未提王号更易之事。不禁令人怀疑《后汉书·高句骊传》恢复王号的提法，可能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始见称王”的影响。
    3.“安帝永初五年”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将“求属玄菟”一事系于安帝永初五年（111）朝贡之后。《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殇、安之间”，并载更属之因是宫“数寇辽东”。《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三年春，高句丽遣使贡献。”与《后汉书·高句骊传》不同。究竟是高句丽在安帝永初三年、五年朝贡两次，还是“五”为“三”之讹误，只有永初三年遣使一次，尚难判定。
    抛去细节仅从内容构成分析，《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包含“贡献”与“归属”两部分。《孝安帝纪》所记是朝贡，《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为“更属”。《后汉书·高句骊传》很像《后汉书·孝安帝纪》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两条目杂糅的结果。
    4.“建光元年春”条
    此条《后汉书·高句骊传》比《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孝安帝纪》详细。《后汉书·高句骊传》分春、夏、秋三部分，详述了建光元年（121）东汉王朝与高句丽、鲜卑、濊貊、马韩等边疆民族政权组成的集团军之间的多次交锋。细节方面，三传颇多疑义。
    春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征讨对象为高句骊、秽貊，征讨结果是“不克”。《后汉书·高句骊传》所记战事一波三折。起初，小胜“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之后，中宫诈降之计，使玄菟、辽东两郡城郭被焚，死伤二千余人。再后，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救二郡，但“貊人已去”。《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被攻击对象更具体：“焚烧候城，人辽隧，杀吏民。”并载征讨之因是宫危害“二郡”。
    夏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进攻一方为“秽貊与鲜卑”两军，未提高句丽，此战蔡讽“战殁”。《后汉书·高句骊传》载：“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主语模糊，是高句丽与鲜卑联军，还是前文中提及的貊人，未详。攻战结果尤为详细：“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三国志·高句丽传》笼统记为：“后宫复犯辽东，蔡讽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
    秋季之战，《后汉书·孝安帝纪》载为“冬十二月”，进攻方为高句骊、马韩、秽貊联军，在夫余王子的协助下“州、郡并力讨破之”。《后汉书·高句骊传》记此战发生于秋季，强调高句丽在战斗中的领导地位，“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并载“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斩首五百余级”。
    上述8条，《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细节处差异明显，表明两者史料关系不如“概述”部分紧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后汉书·高句骊传》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删减版、扩充版，或者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他资料的合并版，《三国志·高句丽传》仍是《后汉书·高句骊传》编修的重要参考依据。
    另外，《后汉书·高句骊传》中有6条史料，《三国志·高句丽传》未有相关记载。除“遂成还汉生口”条外，其他5条，《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或有记载，可略辨析。
    1.“二十三年冬”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具体，《后汉书·光武帝纪》笼统，仅云：“二十三年冬十月，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采纳的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说法。
    2.“二十五年春”条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有“句骊攻击各郡”及“祭肜以恩信招之复塞”两事。前一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记为：“（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只云“辽东徼外貊人”，未提“句骊”之名。从当时高句丽的国情分析，高句丽不具备远征的能力，《后汉书·高句骊传》记载有误。后一事，《后汉书》卷20《祭肜传》记为：“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此节提及“骆驿款塞”之人为“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
    《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后，强调“皆复款塞”，如果“款塞”者仅“句骊”，没有必要以“皆”相称。以此分析，“款塞”的主语应是《祭肜传》中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所以，《后汉书·高句骊传》此条有合并《光武帝本纪》与《祭肜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