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至1774年间，法国的司法大臣莫普（Maupeou）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旨在消除高等法院的反抗倾向从而强化王权，并使司法体系合理化。然而，1774年即位的路易十六推翻了改革的政策。这段短暂的政治插曲其实构成了旧制度末年的政治转折。莫普改革引发了自福隆德运动以来最严重的司法与政治危机，它在公共领域掀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大革命的预演。我们在追溯旧制度末年的危机与改革时常谈到杜尔阁、内克和卡隆的举措，却很少提及莫普体制，其实正是它的失败将法国君主制封锁在了自身的矛盾中，其后的改革都为时已晚。可以说莫普改革处在旧制度末年政治的转折点上，理解它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角度思考旧制度的崩溃与大革命的来临。
    国内的法国史论著很少提及莫普改革①。在法国史学界，这场改革虽非备受关注，但对它的评价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下面我们就简要回顾莫普改革的研究史。19世纪末茹勒·弗拉麦尔蒙撰写了《司法大臣莫普和高等法院》②，今人对此事件来龙去脉的了解都有赖于他的研究。这场发生在司法领域的改革也为法学家所关注，1937年罗伯·维耶出版的法学博士论文《莫普改革后巴黎高等法院与高级法庭的构造》探讨了司法体系结构上的变革③。美国学者杜兰德·埃切维里亚撰写的《莫普革命》④ 则是从思想史角度剖析这一事件。此外，美国的法国史专家辛根姆的《两千万法国人的阴谋》也是对莫普改革的一项重要研究⑤。此文论证了在莫普改革期间出现了一种名为爱国主义的运动，它以组织秘密出版、传播非法读物的形式攻击改革。以上是以莫普改革为题的主要著作。下面我们结合研究文章及相关著作来梳理对莫普改革的不同评价。弗拉麦尔蒙对莫普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他认为高法是法律的捍卫者，否认莫普是真正的改革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路易十六召回原高法是个错误。总的来看，19世纪的史家们不欣赏莫普改革，更同情高等法院。20世纪初研究者们的倾向则发生了转变。维耶认为莫普改革是“法国君主制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⑥。这一观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史学界占了上风。到50年代法国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家科本将此倾向推向了极至。科本认为，高法是改革路上的主要障碍，莫普的镇压是正确的。他甚至认为旧制度末年只有莫普的道路才能走出死胡同⑦。1970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发表了一篇针对科本的论战性文章。文中把莫普描绘成了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称其改革并非必要，而且这些改革也不能获得使之延续的合法性⑧。认为法国君主制可以改良的哈德森回应了多伊尔，他撰写了《莫普危机时期的法国政府宣传》⑨，认为莫普法院在创立后经受住了困难时期的考验，是可能存续的。直至八九十年代仍存在着对莫普改革迥异的评价。法国学者米歇尔·安托万依然为莫普而辩，他曾称莫普的行动是“对国家的解放”⑩。1992年安托万又在《司法大臣莫普之改革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从王权整肃司法界之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莫普改革的必要性（11）。与此观点不同，英国学者朱立安·斯旺认为：“改革君主制神话的持续流行及其对莫普的迷恋都明显是对旧制度怀念的结果，但总的来讲，它反映了对国王政府性质的深刻误解……他们没有看到政府的失败主要是自身弱点所致。”（12）
    纵观莫普改革的研究史，笔者一方面感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发现他们过于关注“莫普改革能否挽救旧制度”这个问题。本文不拟探究这一假设，而是要阐释这场司法改革如何产生、其激进性何在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后果。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图探讨旨在挽救君主制危机的莫普改革如何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促进了大革命的来临。
    一莫普司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18世纪法国的众高等法院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它们以国王的名义对司法案件行使最终的审判权。更重要的是，所有重要的新法令、敕令不经高法注册不能生效。若法官们认为新法令中存在弊端，可拒绝注册并向国王呈交谏诤书。凭借自身悠久的传统及重要的职能，高法时常与路易十五政府就宗教与财政等问题产生摩擦与冲突。莫普改革正是18世纪高法与王权之冲突演进的合理结果，可以说它是一个有着长期原因的短期事件，同时更是七年战争后法国社会各种危机与变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从司法政治的角度看，七年战争使高法与政府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为了支付战争的花费，政府不得不诉诸增税和贷款，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法令需要注册，因而高法与政府因增税问题频频发生摩擦。根据赖利的研究，七年战争间的税收并不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的税收更沉重，赋税并没有像人们批评得那么多（13）。然而法国公众深信政府征税过多，巴黎的法官们传达的正是公众的感受。国王政府为了不招致高法和公众强烈的批评，多用借贷而非征税的方式来满足战争需求。因借贷的利率很高导致这场战争的费用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高出一倍（14）。结果，政府濒临破产，无法从巨额债务的沉重负担中恢复过来。为应对财政危机，路易十五政府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于1763至1764年间对谷物贸易进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此项改革旨在振兴农业，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护农民。卡普兰指出，陷入政治、经济与财政绝境的政府以为谷物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是通往新时代的大门（15）。然而，18世纪60年代因饥馑发生骚乱的频率远高于路易十五统治的其他时期。严重的饥荒、居高不下的面包价格以及关于大臣和投机商相勾结的流言，使得高法于1767年12月恳求国王采取措施关注贫困人民的生计问题（16），并于次年开始公开反对自由化政策。虽然法官与国王都有改革的愿望，但高法争取的是某种政治自由，要充分发挥它以法律名义制约国王政府的作用，而政府尝试的只是经济自由政策，不能接受政治权力的松动。对法官们来说这种经济自由恰恰可能是危险的。可以说，谷物贸易自由化政策加深了王权与高法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反映出双方在改革理念上的背道而驰。
    在谷物贸易自由化政策出台并渐成争端的同时，在布列塔尼省酝酿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危机。1765年雷恩法院的法官以集体辞职来抗议新增捐税，国王于是便设立了新法院取而代之，并逮捕了被怀疑以匿名信攻击国王的法官。这遭到了原雷恩法院与当地人民以及巴黎高法的共同抵制。在巴黎的法官们看来，以新法院代替原高法的做法相当危险，这会变为惯例，最终危及巴黎高法。国王于1766年3月3日亲临巴黎高法，发表了严厉的“鞭笞训辞”，但两年后政府对高法做出让步，而此时后者仍要控告在布列塔尼事件中代表国王的大臣达吉永。恼怒的国王逮捕了两名布列塔尼的法官，这使冲突再次升级。布列塔尼事件反映出巴黎高法与国王政府在争夺对地方司法事务的控制权。更进一步讲，这一事件体现了行政权力与司法权的冲突。作为国王代表的达吉永在1770年6月致路易十五的信中曾说道：“法官们想要摧毁古老的统治形式，以便用他们所欣赏的行政模式取而代之，在这种模式中他们自身扮演重要的角色……我的事件的结果是给他们提供了实现这一计划的手段，使他们能够了解并批评陛下的行政。”（17） 达吉永的话道出了冲突的实质：行政权与司法权各不相让，政府感到行政权受到了司法团体的侵犯。总之，七年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以及政府为摆脱危机而进行的经济改革努力，都使高法与王权的关系更加恶化，使国王政府将高法视作其前进途中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