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莫普司法改革的失败及其深层影响
    表面上看，新法院运转良好且日益为时人接受，改革似乎已获成功。然而新制度的根基并不稳固，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路易十六即位，在亲原高法的大臣的劝说下，新国王将莫普和泰雷解职并召回流放的法官，其机构也得以重建。莫普的失败不是因为不需要改革，亦不能归咎于路易十六的决定。应该说这是由其改革的激进性所导致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旧制度的根基。勒华拉杜里在谈及这一改革时评论道：“莫普想把团体-绝对主义的老式国家推向更加纯粹绝对主义的阶段。”（34） 的确，团体主义是旧制度的重要特征，而莫普正是向最大的团体--高等法院--开刀。这个团体具有古老的传统，有自身的认同，并具一定的封闭性，它自认为处于国王与人民之间，既在国王面前代表民族，也在民族面前代表国王。莫普大大削弱了这个中间团体，加强了中央集权。此外，莫普废除法官买官制的做法亦是极为大胆的举动。在旧制度下，买官制并不是以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职位，当时购买官职是合法的、公开的。多伊尔认为，在旧制度下它基本是一套运行良好、能满足国王需要的制度（35）。莫普没收法官们的官职其实是剥夺了这些穿袍贵族数世纪以来父子相传的私家财产。孚雷对此评论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都受到了打击，与之相伴受到冲击的是整个团体社会。”（36） 我们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贵族从过去受压抑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出现了所谓“贵族复兴”的现象，贵族阶层总体上加强了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在此背景下，莫普大力打击司法贵族的举动就更具激进色彩了，可以说这触动了旧制度的根基。若从欧洲的大背景观察会发现莫普在司法领域加强王权的措施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潮流--开明专制（37）。但是，开明君主的代表腓特烈大帝奉行在绝对主义国家机器中吸收和提拔贵族的政策，在其法典中明确宣布贵族阶级是国家的主要团体。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把贵族视为维护中央政府统治的同盟军，并颁布了《贵族宪章》。面对最具独立精神的法国贵族、历史悠久的高等法院，莫普采取的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在缺乏广泛社会支持的情况下难以获得成功。
    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首先，它在司法实践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1771至1774年间律师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人物在法国赢得了显著的地位，他们成了“公众”之正义的捍卫者并自诩代表“民族的声音”（38）。在1771年之前存在一个律师团体，它有一套不成文、但十分严格的行为准则。莫普改革致使律师团体陷入危机，事实上不再存在。那些为莫普法院效力的律师们不再受律师团体行为准则的约束，而新高法又未给他们制订新准则。在莫普改革期间律师团体的瘫痪状态为出现新型律师、形成新的司法实践扫清了道路（39）。此时律师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为人辩护，而是力图展现自己的修辞才能。又加之此时出现了一些轰动的案件，律师们便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虽然1774年老高法得以重建，但律师界却难以重建其昔日的准则。著名的律师们，如日后在大革命中十分活跃的塔尔盖，纷纷成为了政治名人，享有昔日法官才拥有的地位。正是当老法官因流放而不再领导巴黎的反抗力量时，律师们掌握了领导权，并成为公众的代表。而且如前所述，由于在莫普法院律师们要脱离书面的《案情摘要》进行口头辩护，这使得律师成为了演说家。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大革命前夕，在法官们被人民所抛弃的情况下，同属于司法界的律师们却能在第三等级的选举中大显身手：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律师有200名左右（40）。根据贝尔的统计，在律师代表中有78％的人接受了莫普的改革，并为莫普的法院效力（41）。这一数据能充分说明，律师正是在莫普改革期间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成为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演说家，而这直接影响了法国革命。
    除了律师的变化，我们还应注意到法官群体的变化。近四年的流放生活对法官们打击沉重，有的法官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回归后的巴黎法官心有余悸，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就巴黎高法而言，在1774至1780年代，除了反对杜尔阁的改革政策，它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沉默。从这个角度看莫普改革还是成功地遏制了那些法官，不过，这也为更激进的律师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当法官们不再常常为民请愿的时候，他们也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此外，变得保守的法官们甚至和主教们合作，他们疏远了曾经大力支持他们的冉森派（42），这一教派在莫普改革期间所释放出的猛烈抨击政府的激进精神令法官们惶恐（43）。高等法院对冉森派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者从法国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冉森派的衰落也使高法失去了其最为重要的支持群体。托克维尔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大革命前一向被人民爱戴的法官遭到抛弃（44）？其实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莫普改革之后，巴黎法官的崇高声誉就在渐渐消失。因此，在1787至1788年间，高等法院希望召开三级会议正说明它已经无力代表民族了。
    在外省，由于地方高等法院所遭受的打击较巴黎小，所以它们也并没有巴黎那般驯服。抗议之声时而可闻，但是由于各法院之间常有分歧，所以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另外，在外省一些法院存在流放回归的法官和曾为莫普效力的法官共事的现象，二者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司法界的分裂。比如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其中有一半人为莫普服务过，因此二者常产生摩擦，出现了罢工与反罢工、双方分别向政府请愿等现象。还有艾克斯的高等法院对当地的审计法院异常敌视，因为后者在莫普改革期间取代了它（45）。1774年后司法界中存在着“受难者”与“变节者”之间的矛盾甚至斗争，这无疑加深了司法界的分裂，使之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公共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司法贵族本是维护君主制的统治精英，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际上也腐蚀了旧制度的根基。
    其次，从思想层面来看，莫普改革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支持高等法院一方的抗议和政府为改革辩护的宣传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舆论战，引发了“小册子战争”。对于这场舆论战的激烈程度，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埃皮奈夫人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一个人写了，另一个人就要回应……每个人都想考察一下国家的宪政；头脑变得发热。这些争论是人们过去所不敢想的。”（46） 在此期间抨击政府的秘密出版物大量传播，匿名作品不断涌现。隐去真名后许多作者将他们往日不敢公之于众的观点都发表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莫普仿佛打开了一个潘多拉匣子，从里面飞出了各种激进、带有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比如，梅伊、塞日等人的著作已经成了当时最具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对于“专制”、“自由”、“贵族”、“宪政”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使革命政治文化初具形态。正因如此，法国革命史专家让-克莱蒙·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教授提出，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的莫普改革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第一阶段（47）。在支持改革的宣传中，官方的理论家们往往抨击高法穿袍贵族自私自利、具有野心，这种反贵族的思想同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简言之，拥护高法一方呼吁反对专制主义，而莫普一方则宣传反对贵族的寡头政治。双方在互相攻击时也完成了对公众甚至下层人民的政治启蒙，民众同时接受着双方的影响，有利于他们形成既反贵族又反专制主义的思想。此外，这种争取公众支持的舆论战也意味着公众成了裁夺政治的新型权威，君主在限制高法分享其权力的同时却无意中赋予了公众以权威。
    改革与革命的关系似乎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题，旨在挽救一个制度之根本性危机的改革失败以后往往会爆发革命。莫普改革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也大抵符合这一规律，然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它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又比这一规律复杂得多。对于这个政治事件而言，改革与革命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改革，而那面则是革命。从思想层面来看，莫普改革激起的舆论战使公众对讨论政治问题的热情激增，已经构成了一场思想革命，它使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显露端倪。归根结底，法国的高等法院具有与王权既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双重特性，对之进行激进化的改革也会伤害君主制自身。这个古老的机构虽然时常和国王政府相抗衡，但同时也在维护着君主制。高等法院所进行的抗议，尽管对王权构成了冲击，但始终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即使遭受流放，法官们也没有变成反叛者，这些人与莫普一样都是力图维护法国君主制度的。而且他们的抗议也时常将被统治者的声音传达给政府，这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利于君主制的。然而，莫普对这一机构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促使更为激进的政治势力及政治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路易十六即位之后恢复了原司法体系，但经过流放的法官们变得较为温顺、保守（这种状况持续了10年之久）。法官们的退缩、保守使他们无法再起到限制王权、为民请命的作用，也渐渐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因此，革命前他们要让位于真正的代表性机构--三级会议--来代表人民。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改革使人们发现强化王权的威权君主制道路走不通，以高等法院制衡王权的自由君主制也没有生存的空间，旧制度完全陷入了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