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有二篇姓氏专论，即王符之《志氏姓》与应劭之《姓氏篇》。前者见王符所著《潜夫论》第三十五篇。关于其作意，论者谓与王符处于东汉后期异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居有关，因姓氏不仅可以维系社会稳定，且有整合社会和国家秩序之特殊功用（12）。然观其篇章布局，先从“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之制度切入，将姓氏归纳为“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九类，而后分别举例：“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谓号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谓谥也；齐、鲁、吴、楚、秦、晋、燕、赵，所谓国也；王氏、侯氏、王孙、公孙，所谓爵也；司马、司徒、中行、下军，所谓官也；伯有、孟孙、子服、叔子，所谓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谓事也；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所谓居也；三乌、五鹿、青牛、白马，所谓志也”（13）。从《世本·氏姓篇》之罗列姓氏，到王符归纳为九类，尽管有所不尽，却是对先秦围绕制度与非制度漫衍后所产生的众多氏姓的一次总结。然王氏后面依次叙述伏羲、炎帝、黄帝、少曍氏、祝融等本姓与衍生之氏，明显是将先秦《世本》类之表谱形式转为文字叙述式。观其所叙，亦时有与《世本》抵牾处，从中可推见东汉所存先秦世谱尚多（14），使王氏得以参稽异同，以意去取。
    稍后应劭著《风俗通》，亦有《姓氏》一篇，惜其已佚。《四库提要》谓《永乐大典》“通”字下迻录此篇，因采入附于书后，然文渊阁本《风俗通》末无此篇，不知何故。《四库》之后所辑所补者有清钱大昕、卢文弨、严可均、张澍、顾櫰三、王仁俊及当代王利器等十余人。其中钱大昕辑得347条姓氏（15），顾櫰三辑得332条（16），王仁俊辑得339条（17），王利器辑得522条（18）。应氏此篇，有几点值得讨论：一是篇名。《广韵·平齐》下引作“氏姓篇”，《史记·荀卿列传》裴駰集解引同，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作“姓氏”（19），故钱氏从裴氏题“氏姓”，张氏、王氏从苏氏题“姓氏”。按苏颂校其书而作序，应是亲见其篇目，似当以“姓氏”为准。二是资料来源。据辑本，此篇中有相当一部分姓氏后引汉人之姓以证，推想应氏撰作时或亲自调查，或手边有可供采择之汉代姓氏书，若史游《急就篇》即是一种。他如《广韵·平萧》“聊”字下所注颍川太守聊氏之《万姓谱》（20），两书应氏容或见之（21），故大量采入《姓氏篇》中。三是内容排列。清人辑本因从《大典》款式，故一律依韵书序次排列。王利器知“非应氏之旧”，只因已失本真，无可如何，“亦时且从众”，以韵类次（22）。按《急就篇》卷一“宋延年”下颜师古注：“应劭撰《风俗通》，亦多设人姓，而为章句偶读，斯效《急就》之为也。”（23） 师古乃亲见《姓氏篇》者，其所谓“多设人姓，而为章句偶读”，似此篇犹如《急就篇》分章分句，或亦有韵，便于讽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剧子之言”裴駰集解：“徐广曰：按应劭《氏姓注》直云处子也。”徐广所见应书乃近真之本，而谓“氏姓注”，似有注文。张澍云：“以篇为注，恐误。”（24） 偶一出现，或为误注，然《周本纪》《秦本纪》下亦两见“应劭曰《氏姓注》云”（25），恐非一讹再讹。若联系徐广与颜师古两注而慎思之，不仅不必谓徐广误注，更可推见应劭《姓氏篇》将姓氏连缀成韵语，断若干句为一章，连若干章为一篇，而将命姓得氏之由及后世名人详注其下；另据《官谱》《万姓谱》之类迻录汉人姓氏于其后。若此推测不误，则应劭《姓氏篇》已改变先秦旁行斜上之谱牒式，而效西汉便于童蒙讽籀之《急就篇》章句式，并自注姓氏来源、人名于其下。缘此，知后世所见《姓氏篇》文大多为六朝隋唐人分别摘录之章句或注文。
    二、六朝隋唐之谱学与姓氏书
    汉末丧乱，先秦两汉之谱牒率多亡佚，世俗多有妄变氏族者，于是管宁作《氏姓论》以正本清源，挚虞作《族姓昭穆记》以备用广闻。挚虞之书，虽说因魏晋间“子孙不能言其先祖”之衰颓世风而作，实亦有抵制冒望族变大姓之恶俗之意。而更为切近政治者，是魏陈群提出九品官人之法及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下逮西晋，九品中正制确立，政治明显门阀化。在世家大族操控选举之形势下，一切个人仕途之升迁，以门阅相高，唯谱牒是稽。反映在传记中，两汉之家传、别传渐变为家谱、族谱，降及南朝，世谱之修撰成为一时风尚。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有《华峤谱叙》《孙氏谱》《阮氏谱》《孔氏谱》《嵇氏谱》《刘氏谱》《陈氏谱》《王氏谱》《郭氏谱》《胡氏谱》《诸葛氏谱》《陈氏世颂》等，至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征引《周氏谱》《谢氏谱》《吴氏谱》《陶氏谱》《羊氏谱》《谢女谱》《许氏谱》《桓氏谱》《冯氏谱》《殷氏谱》《陆氏谱》《顾氏谱》《庾氏谱》《荀氏谱》《祖氏谱》《司马氏谱》等计四十五家（26）。因望族世谱极一时之盛，故族谱专家应运而生。晋员外郎贾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弼之所撰之书名《姓氏簿状》，合十八州百十六郡世族之谱系，计七百十二卷（27）。贾氏之著“广集百氏谱记”，若无两晋之众多家谱，恐无能力撰成专著。然就性质而言，《姓氏簿状》只是家谱、族谱之汇编本，尚非严格意义上之姓氏书。
    因有《姓氏簿状》之汇编，故而产生何承天之姓氏专著《姓苑》。《隋志》有《何氏姓苑》一卷，《新唐书·柳冲传》柳芳云“何承天《姓苑》二篇”。二篇一卷，理或允可。苑者，园林。《御览》卷一九六引《白虎通》佚文：“苑囿，养万物者也。”此盖言其所包者广。“姓苑”之义，言其包罗众姓也。此书至唐而续有增益。两《唐志》载《姓苑》十卷，宋陈振孙所见本以“李”为卷首，殆即唐人所增删重编者。《新唐志》又有崔日用《姓苑略》一卷，两书至宋犹存，入元而佚。《广韵》引录二百余条，王仁俊复从《姓解》等书掇辑至三百余条（28）。今观其佚文，有单姓，有复姓。各姓之下注明姓氏之源，或亦加注后汉及汉以后之人，下限至有例举《世说》中人者。《姓解》所引有连举多姓以为出于《姓苑》者，故王仁俊所辑实际超过四百条。然因邵思所据《姓苑》系十卷本抑一卷本，今无法指实，故何承天原书究竟收有多少姓氏，仍莫能确指。就王辑本审察，何氏所录很多希姓僻姓，已超出当时世族大姓之外，虽王辑本已含有唐人增益成分而无法剥离，然若设想何氏处于已有数百卷族谱之年代中编纂一卷《姓苑》，统括众谱理无可能，择取数姓情所不必，故《姓苑》应是专收姓氏之纯粹姓氏书。至其编例是以类相从抑或以韵系字，因散佚过甚而无法探究。《隋志》又有《复姓苑》一卷，不著撰人。《通志·氏族略》引《姓氏英贤传》云：“傅说为相，子孙留傅岩者号傅余氏。晋傅余頠撰《复姓录》。”疑即此书。《梁书·顾协传》载协有《异姓苑》五卷，继《姓苑》之名而称“异”，当是五六十年后，掇辑异姓，予以增补。因为前此一段历史，南朝之族谱有一种精简趋势。
    上文所及贾弼之撰集《姓氏簿状》七百余卷，篇帙繁重。其孙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由《簿状》到《要状》，篇幅缩略近四十五分之一，爰推所记，必撮其要而存其概。宋刘湛亦究心贾氏谱学，为选曹而撰《百家谱》以助铨选，被认为“文伤寡省”。王僧孺救其弊而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儒自为一篇，不入百家之数。即总为十九篇，与僧孺受梁武帝命所集境内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相比（29），仍是概要之书。当此之时，谱牒学者虽为甄选铨叙、汇总品类而求全求备，然迫于日常便捷处事之需要，多删成简本。如贾执有《姓氏英贤传》一百卷，又有《百家谱》五卷；王僧孺也有《百家谱》三十卷，王俭有《百家集谱》十卷，传昭有《百家谱》十五卷，无名氏《百家谱钞》五卷。王僧孺《百家谱》至宋代尚存，其形式可从《广韵》所引略窥一二。《广韵·平之》“其”下引王僧孺《百家谱》：“兰陵萧休绪娶高密侍其义叔女。”又《平虞》“瞿”下引王僧孺《百家谱》曰：“裴桃貌取苍梧瞿宝女。”由此可见，王氏所述之重点在于萧、裴大姓，而不在其联姻之侍其和瞿姓，与《姓苑》并载希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