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朝谱学极盛相对，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始详定姓族，至二十年（496）基本完成。其结果即《隋志》所谓“咸出帝族”之八氏十姓，“诸国从魏者”之三十六族，“世为部落大人者”之九十二姓，皆定为河南洛阳人。并将中国士人依其门阀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又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隋志》有《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应是这次定姓后所颁谱籍。《旧唐志》有《后魏方司格》一卷，《后魏谱》二卷。诸书虽佚，然就其篇幅之小和姓氏之数不少审察，应该犹如敦煌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之款式，因而也可视作姓氏书。
    唐初虽已施行科举，然政治集团中仍承南北朝余绪，崇尚谱牒。贞观中，太宗令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氏族，修《氏族志》。高等于八年五月先上《条举氏族事件》，搜集全国八十五郡三百九十八望姓（敦煌残卷存四十七行二百六十六姓）（30）。至十二年正月《氏族志》一百卷成，实际著录仅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较八年所奏少一百零五姓。《氏族志》因置山东崔氏为第一，招致太宗不满，最后定李为第一，外戚第二，崔姓第三而颁布天下。高宗时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后世系，李义府耻其家无名，于是更以孔志约、杨仁卿等十二人重加刊定，计收二百五十三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共二百卷，名为《姓氏录》。李义府又索《氏族志》焚烧之。今《氏族志》与《姓氏录》虽皆不存，然从敦煌残卷与二书卷帙大小及所收姓氏多少比较，《氏族志》与《姓氏录》主要详载各氏族大家之世系人物，与六朝贾执等之族谱相类；而敦煌残卷《条举氏族事件》虽为一种上奏之文件，却可视为一种“郡望姓氏书”。
    之所以将《条举氏族事件》视为“郡望姓氏书”，是因为唐代类似之书不仅此一件。《新唐志》有李林甫《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宋志三》作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玉海》卷五十引《书目》云：“《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李林甫等撰。记郡望出处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宝中颁下。非谱裔相承者，不许昏姻。”（31） 陈振孙谓天宝八年所纂。此谱虽是立足于婚姻角度，但其简略与敦煌残卷同，摆脱繁重的世系人物，为以后之姓氏书所取式。李氏此录之后，有敦煌文书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该谱基本完整，共载唐代十道中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书名称为“新集”，显然是承李谱而重加裒辑，因而所记姓氏超过李谱三百七十九个。据研究，该谱保留原来之大姓，而亦增加不少南北朝史书所未见之新望族，比如河南郡郡姓中增加独孤、贺兰、慕容、元、宇文诸大姓，显然照顾到北魏望族。谱约成于大历十四年（779）之后到元和元年（806）之间（32）。其所集望族必直接为《元和姓纂》所吸取。
    《新唐志》有李利涉《编古命氏》三卷。就书名看是溯源得姓命氏之由。《玉海》卷五十引《书目》曰：“永隆二年（681），李利涉撰，三卷，凡二百五十六姓，著胄系之始。”（33） 参稽《金石录》《隶释》《宝刻丛编》等引录之文，知既有溯得姓之源，亦略叙其世系，较上所述敦煌文书为详，与林宝之《姓纂》略同。
    《姓纂》之前，尚有孔至《百家类例》十卷，书成于乾元元年（758），今虽佚，据《唐会要》所录之要旨，知其不载婚姻成家冠冕，唯记尊官清职、传记、本元；并“爰列百氏，其中须有剖析，各以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34）。孔书体例对《姓纂》颇有影响。
    元和七年，诏封边臣天水阎某，有司误将其置之太原，招致阎某上疏。于是宪宗命李吉甫“综修《姓纂》”，务“使条其原委，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缉”。李吉甫“创立纲纪，区分异同”，以授“博闻强识之士济南林宝”。林宝“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宝自言其体例是“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35）。既言“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则前举敦煌文书、《天下郡望姓氏族谱》《编古命氏》《百家类例》等自在“参详”之中。其体例之可言者有以下数则：
    一、“皇族之外”云云，即以“李”为第一，缘《氏族志》之例，与《类例》亦同，开宋明《百家姓》以国姓为首之先河。
    二、以四声编排。自沈约、周颙发明四声，陆法言等撰成《切韵》后，唐代士子为科举而各自钞录，几人手一本。中唐声韵学者增字补注，使按韵检字简捷之法广为人所接受，于是诸多书籍皆以四声排纂。前于《姓纂》之张九龄《姓源韵谱》五卷，晁公武谓“分四声以便寻阅”（36）；又曹大宗《姓源韵谱》四卷（37），书以“韵谱”名，亦当以四声排列。后于《姓纂》之柳璨《姓氏韵略》六卷，体式亦同。独立之姓氏即文字，汇编之后迫切需要检索便捷，故当四声韵学一旦普及，姓氏之书立即仿效。
    三、“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既按声韵编排，犹以大姓为首，是未能贯彻始终。其原因有三：唐代韵书处于不断增字加注之发展过程中，政府尚无官韵颁布，无法遵行，此其一；六朝以还世族大姓序列虽遭到皇权与新贵之冲击，旋复又形成以《氏族志》《姓氏录》为格的唐代新贵序列，此其二；《姓纂》本为颁爵酬封而作，理当考虑官爵大小与姓氏序列，此其三。完全以韵书排列之姓氏书，须至宋代方始出现。
    四、《姓纂》注文格式，岑仲勉有所探讨。至于其内容，每姓之下溯其得姓之由，并列举先秦汉魏古来名人，此皆钞撮古姓氏书。其于近代世家大族，则标明郡望、世系、职官等，职官标其最体面者即清职，世系表述仅用“子”“孙”“生”数字，基本不言其婚姻冠冕。在很大程度上仿效《百家类例》之体式。
    五、《姓纂》所收姓氏数量与来源。据清人辑本到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所列，共收姓氏一千七八百条。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谓其有《元和姓纂校补》八卷，所辑佚文四百五十余条，有出于岑校之外者（38）。陈尚君亦于岑氏之外辑得五百余则（39）。余、陈二氏所辑必有部分姓氏为岑书所遗，故推测《姓纂》原书所收姓氏可能接近二千或更多。从唐初贞观时《氏族志》之二百九十三姓，显庆时《姓氏录》之二百五十三姓，至《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之三百九十八姓，皆专记豪族大姓，庶姓、杂姓不与焉。《姓纂》所收为此类姓氏书之五倍。就数量而言，《姓纂》是姓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姓、庶姓、杂姓并收之姓氏书。《姓纂》中之大姓固缘于《氏族志》《姓氏录》《姓氏族谱》以及大族家谱等，其庶姓、僻姓或来自《世本》、《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官氏志》、唐人增补之《姓苑》及陈湘《姓林》等书。此外，如敦煌残卷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末有“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之语（40），可见杂姓也有专门收集之书，只是在崇尚世族大姓之时代，很少能够被反映在史书中，然必能为《姓纂》所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