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系统研究姓氏之后，将其心得上升到理论，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并贯彻在《氏族略》中：“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此一理论，在三代史和考古学、民族学已交织、沟通之今日而言，虽不无可局部修正和进一步阐发之处，犹当肯定郑氏已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何况在一千年前，更不得不佩服其慧眼独具。其次，他在认真研究前人姓氏书之基础上，提出姓氏书类别大概有三：论地望、论声、论字。“论字者以偏旁为主，论声者以四声为主，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此三种编纂法都有局限，“贵贱升沈，何常之有，安得专主地望？以偏旁为主者，可以为字书；以四声为主者，可以为韵书，此皆无与于姓氏”，故他捐弃三种编法，另创一种依类编排法。因为要类分区别，故不得不详究得姓之由，推极命氏之初，于是有实际所呈现之三十二种类别。此种方法既能反映姓氏特点，又能前后互参，但缺点在于不明其姓氏之内涵者很难一索即得。
    邓名世《辩证》之初稿五卷写于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早于郑樵之《氏族略》，其后不断补苴，于建炎初扩充为十四卷。绍兴四年（1134）至十一年（1141）入史馆任校书郎，利用官员履历及府库图书复予增补。解职还乡后，又从衢州韩美成借《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反复稽考参订，至死未能定稿。后其子邓椿年整理“遗编断稿”，“取宋名公文集、形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时已在孝宗干道四年（1168）。《辩证》收录姓氏三千零三十三条，约四五十万字，先后曾经几次修订。其最后以韵目编排，亦事出有因。方其为书仅五卷之时，身处贫贱，“无书检阅，阙文甚多”（51），想所收姓氏必少，难依韵目编排。逮其借得《熙宁姓纂》及《宋百官公卿家谱》，增补必多，而《熙宁姓纂》即用依韵编列，故邓书之体式或许仿效钱明逸《姓纂》而有所改订。至其所本韵书，据残宋本“括要”云：“凡姓氏不协韵，与《韵略》所无之字，皆入《补遗》。”是所据或为《韵略》。《韵略》系丘雍等撮取《广韵》常用字所编之韵书，书佚不存。今宋本《辩证》之韵目具存，或可据以探究《韵略》之概貌（52）。
    《辩证》一书明以后散佚，今所见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残本。就残本所引先秦两汉以下之文献达数十种数百次，其中虽有为唐以前姓氏书所征引者，然若宋代《千姓编》（53）《姓解》《姓源韵谱》《广韵》《集韵》《杨文公谈苑》等，固皆邓氏所引。邓书以刊正古今姓氏为宗旨，故其于引据群书之外，主要在于辨误证是。由于原书已不全，具体难以考见。然钱熙祚所见残宋本有“总目”一栏，罗列邓氏在书中用力考订之条目，如：东陵，以《博物志》修定；东关，以《左传》驳正；东丹，以《五代史·四夷》附录增入；嵩，以《西京杂记》增修；危，以《五代史》修定，仍驳正家谱；匡，庙讳，以所闻见增修（54）。总计六百四十条，占《辩证》条目总数五分之一弱，一书而有五分之一篇幅修正旧书，胜出前人，尽管只是作者自己之认识，亦足以显示其搜罗之勤、用功之深。所谓“修定”、“增修”之含义，“括要”有简要之解释：“凡曰修定者，皆援据已明而立为成说；凡曰增修者，皆旧有姓氏无解或解而未尽，今详注之，以补其遗阙；凡曰增入者，皆旧书所无；凡曰驳正者，皆厘改舛误，或当削去此姓。”“凡姓氏分声入韵，复姓皆附于单姓之后”，又足见其体例极为严谨。古来姓氏来源复杂，又屡经混淆，本原渺茫，“括要”则云：“凡略著所出者，皆阙疑，以俟君子。”亦可见其著书之精神。
    嘉定间有章定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收姓氏一千一百八十九，亦分韵排纂。于每姓下各序得姓之由，下则列叙历代名人之言行。《四库提要》谓为“以谱牒传记合为一书者也”。章书重点既在于记“名贤”及“言行”，则其“氏族”乃因姓系人而已，且其所收姓氏不足《氏族略》和《辩证》一半，虽叙姓氏源流，旨意不在此，仍不当视为姓氏书。宋末王应麟编撰《姓氏急就篇》，仿《急就篇》形式，将姓氏连缀成七言、三言、四言歌诀，颇便诵读。唯其收单姓一千五百零六，复姓五百八十九，总计不过二千零九十五，尚未达《姓解》所收之数。盖王氏之用意在于连缀成文，有人可稽考，非为备古今姓氏，故希姓僻姓自在刊落之列。
    四、姓氏书纂辑方法之演进
    先秦严姓氏之别，然其所严判者在于现实血缘与氏族之别，重于记忆而疏于记载。即有载记，亦以系世系之牒谱形式出现。谱牒形式旁行斜上，统系世系，最为原始却也最为直观，故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世本》中《氏姓篇》原本单行，其形式当如郑玄所云“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亦即“姓统于氏，氏系于姓”。《氏姓篇》应是撮取牒谱之姓氏而删简繁复之世系人物，具体类似《氏姓篇》之简帛尚有待出土资料来证实。先秦牒谱、姓氏资料为汉代史家记述古史和姓氏研究者溯姓分氏别族提供了可靠依据。
    东汉王符《志氏姓》一文，仅将旁行斜上之表谱转写成文字，且记录不全，唯其将先秦姓氏区为九类，虽未能充类至尽，仍不得不推为研究归纳之第一人。应劭《姓氏篇》仿效《急就篇》，将姓氏连缀成文，括为韵语，分句断章，以便讽诵，第一次改变表谱形式，使之与当时民间童蒙读物相应，于普及推广，有不灭之功。魏晋行九品中正之制，促使谱牒之学再度复兴，致使南朝十八州百十六郡氏族大姓无不有谱。时虽有熟稔谱学之贾、王诸人，仍只能是谱学名家而非姓氏专家。可称之为姓氏专家者，当推南朝宋何承天。何氏《姓苑》一书虽佚，就其收录单姓、复姓、希姓之数量与篇幅酌量，知已刊落谱牒之人物世系；更就其所收希姓多在六朝世家大族之外推想，何氏纂辑之目的宗旨即要编一本单收姓氏之书。此种形式源于以简驭繁之思想，亦与魏晋间产生之《声类》《字林》等字韵书有一定关系，它直接导致《复姓苑》《异姓苑》之产生，与当时之氏族简谱一起，为赵宋产生纯粹之姓氏书图示一种范式。李唐肇兴，虽仍大肆纂修卷帙浩繁之族姓牒谱，然沿袭《魏孝文列姓族牒》《后魏方司格》之类简明谱式，仅标姓氏与地望之《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简谱亦相继产生，某些郡望姓氏书并载庶姓、杂姓，不仅为宋代姓氏书提供数据，也为元明之际出现姓氏书标注地望图示另一种范式。
    由郡望姓氏简谱之发展，遂产生略著胄系之《编古命氏》和唯记尊官清职之《百家类略》。而林宝《元和姓纂》，即是综合世族谱牒、郡望姓氏谱、《编古命氏》、《百家类略》等各类谱、书之优劣，吸取各家合理成分的因事适时之作。《姓纂》以李为首宗《氏族志》，略著世胄、尊官清职宗《编古命氏》和《类略》，其虽宗《姓源韵谱》等以四声编排，而一韵之内以大姓望族在前，是仍未跳出六朝以来九品中正制与皇权、世族与新贵之窠臼。然兼收庶姓、杂姓，已具有统括所有姓氏而纂成一部姓氏总汇之意识。
    北宋陈彭年《广韵》兼收姓氏，无疑是受到《姓纂》之影响。二三十年后，邵思编纂《姓解》，嫌四声纂姓容易“疑混”，而采取偏旁排列，另开一种编例。惜字学非其所长，归字混乱无绪。此书虽有种种不足，却是一部至宋初为止收姓最多且彻底摆脱六朝隋唐世族谱系形式之纯粹姓氏书，将姓氏书编纂引入一条新途径。南北宋之交，郑樵汇聚所有能见到的姓氏书，进行重新分类，将王符之九类扩展为三十二类之多，对各种特殊姓氏予以揭示说明，并总结出先秦姓氏及其发展中诸多理论与规律。其推考与理论虽不无瑕疵与可商之处，却对此后姓氏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主要针对以往姓氏书中具体源流进行辩证和质疑。在三千余条姓氏中，辩证、置疑、补充、订正之条目约有五分之一，可见其贡献之大。邓氏同时亦竭力搜集希姓、僻姓，使之成为一部完整姓氏书。《辩证》依照《韵略》排列，应有其独特之思考。《氏族略》与《辩证》几乎同时在不同地区完成，堪称南宋姓氏书发展史上之双璧（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