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女两性的自然生理差异,研究的文献很多,专家的观点也比较一致,普遍认为男女两性在身体结构、生理技能、生殖技能、毒素反应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不能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女性也更容易受到工业毒素的侵害,对此世界各国都有相关保护女工的条例。女性还有特殊的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生理四期,这会中断女性的劳动,也是女性在职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所以,由此看来,所谓的女性和男性职业除了由性别观念造成之外,男女两性的自然生理差异与就业环境的相互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才行。 传统伊斯兰教妇女观中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具有与生俱来的性的危险性。在伊斯兰教经典中多次强调女性的性特征和性的诱惑,说“男人所遭到的最大灾难便是女祸”[6]156。在《古兰经》中出现了“奥拉”一词,伊斯兰教什叶派教法学家认为妇女本身就是奥拉,甚至她们的声音都是奥拉,男人耳闻目睹奥拉,就会受到诱惑,就会削弱他们良好的判断力、明智,甚至认为女性的性力具有扰乱社会的力量,这些思想成为妇女被强制戴面纱和女性服饰朴素化的基础,并成为批评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依据,成为减少或禁止女性在社会某些领域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发展的依据。 适宜于家庭生活即家务性是传统妇女观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先知的眼中,完美的、理想的妻子是顺从的,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灵魂,能够保护好丈夫的财产和家庭声望的女人。先知不止一次地说过,家庭生活就是女性参加的圣战,妻子要把家庭建设得宁静、幸福和安全才能使男人乐意并勇于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而女人的家务又是对男人承担养家糊口重担的一种回报。伊斯兰教法学家也主张妇女要避免任何有损丈夫的活动,绝对地忠诚于丈夫,尊重丈夫,未经丈夫允许不可擅自离家等等,这些从属性都是为女性规定的。 在这种传统的妇女观支配下形成的两性关系样式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以家庭为中心。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或公民,而是家庭,无论男女两性都认可家庭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它是伊朗传统文化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将男性定为主要的养家糊口者。其实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家庭中,男性通常都被认为是一家之主,是主要的养家糊口者,但在伊朗,这种期望却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对男性养家糊口责任的期望被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法律中。它们将女性视为与儿童一样的弱者,是需要男人保护的对象,是需要男人养活的对象,这样的法律规定自然令人对女性的就业权提出了质疑,也使人认为女性的就业根本是非必需的、可选择的,也是可以随时放弃的。在伊朗社会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就业的女性往往成为一些人攻击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大批男人失业,就是因为女性就业把男人的饭碗抢掉了。而且在一些人看来,女人就业有损丈夫、父亲和家族的颜面,女人就业是丈夫、父亲等男性家长无能的表现。这样的观念不仅给女性自主外出就业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一些女性害怕为增加家庭收入而迈出家门参与就业会给家庭稳定带来破坏作用;一些女性害怕她们就业后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双重负担,而且这种观念还给男性--世人眼中的养家糊口者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因此在伊朗社会就产生了这样的奇怪的现象:即使是男人失业在家,整个家庭的生存靠着妻子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但这些丢了饭碗的男人仍赞同妇女应该放弃工作,有的甚至扬言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妻子出去工作。第三,通过适宜于家庭生活而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社会条件。在伊朗,与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妇女的荣誉对家庭的名声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男女两性都认为这是他们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特点。基于传统妇女观之上形成的两性关系认为维护家庭名声是女人的专职,而女性成员的言行特别是女性成员与外部世界联系中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家庭名声,所以男性家长被赋权控制其女性成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自然也包括有权掌控她们的就业权。在这样的两性关系中,公共领域便安排给了男人,而将家庭私人空间赋予了女性,这样的安排再加上很多的社会禁忌和限制,使得女性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女性极难进入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公共空间中,而且也使她们的参与注定将是很有限的。第四,家庭领域中两性不平等的权利。表现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妻子的不服从会成为丈夫离婚的理由,妻子也会随之失去经济上的保护,也会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因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如果女性胆敢未经丈夫许可走出家门,参与就业,那么很可能会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这一巨大的风险往往使许多女性在面对家庭外就业机会的呼唤时,犹豫不决或者干脆望而却步。 伊斯兰教传统的两性关系样式已经渗透在伊朗的宪法和法律中,而这些宪法和法律又构成了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对女性的经济活动和就业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决非朝夕之功,何况在伊朗这个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国家,1979年以后伊斯兰教又被作为治国原则,伊斯兰教和它传统的两性关系样式因此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朗的各媒体在使国家意识形态中关于女性形象、内容法蒂玛化的永恒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妇女在影视作品中要么根本是空缺的,要么出现的话,其角色也仅仅限于母亲和妻子,她们的活动也严格限于家务劳动和生养孩子。教科书中也宣扬一种无任何社交性的妇女形象,生儿育女、处理家务被视为女性的第一责任,而男性则被定义为社会性的角色,其业余时间甚至也是在家庭之外的。 正是在这种妇女形象观的支配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使女性退出就业市场,他们或者故意解雇就业女性,或者采取刺激措施诱使女性放弃就业等等,为女性的就业参与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女性的就业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女性的就业参与急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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