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殖民入侵和统治，使近代印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按马克思的说法，英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经济基础，它必将使“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标记”的印度社会发生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使印度整个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① 事实确实如此，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使印度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但在这一进程之中，种姓制的问题却始终是印度社会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印度进入现代社会而销声匿迹，相反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种姓制注定要瓦解，但种姓意识的消解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主要从甘地的种姓意识和种族、阶级意识的联系及V. S. 奈保尔和帕尔特·查特吉的相关看法中，分析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意识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甘地关于种姓制的看法的成因及奈保尔的相关分析
    甘地于1915年从南非回到印度之后对社会进行了一年左右的考察，便在贝拿勒斯和马德拉斯分别发表演讲，强烈反对贱民制度。贱民制度从属于印度的种姓制，甘地在贱民制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个颇令人深思的问题。种姓制是印度传统社会的阶级制度，显然，对于种姓制的考察，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分析。正是为了最为充分地调动起印度社会的力量，甘地才在种姓制和贱民制问题上大做文章。种姓制和贱民制是甘地考察和剖析印度社会的切入点--这是印度社会阶层构成的基础，也是印度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
    在甘地之前，印度人并没有真正的种族意识，是甘地首先使印度有了种族意识，而甘地思想中种族意识的形成又与他在南非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一经历使他发现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奥秘及其中蕴含的意义。甘地在南非受到的最大刺激或说是对他心灵产生创伤的是白人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心灵上的这种创伤是甘地思考印度问题的原动力和出发点。从《甘地自传》② 中可以发现，南非的种族歧视促使甘地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南非的种族歧视使甘地联想到印度的贱民制：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吉拉特语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辱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分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 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兄弟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题目是“苦力区还是‘隔度’？”--引者）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在南非，它有侮辱的含义，就像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分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③
    在此，甘地特别指出，犹太人这个曾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民族在现代欧洲变成“不可接触”的阶级，这是因果报应式的天谴；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也曾自诩为“文明的人”，并将被征服的土著变成了“不可接触者”，但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眼中，整个印度民族都被看成了贱民和“苦力”；西方现代种族主义者也自认为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是上帝要他们征服并统治其他种族，谁知道他们会不受天谴？
    不过，甘地这一段话除了谴责西方种族主义政策之外，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以悖论的形式显示，印度贱民制将一部分印度人视为不可接触者是何等荒唐与可悲。在南非，“苦力”一词的原意渐渐失去了，成为对所有印度人的一个普遍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就像非洲黑人被称为negro一样。与历史上对犹太人的歧视不同，现代西方的种族歧视多表现为肤色歧视，尽管印度穆斯林（自称是阿拉伯人）、波希人（自称是波斯人）不是印度教徒，但因为肤色相同，又同是印度人，所以他们被统称为“苦力”。有意思的是，印度的“种姓”（即“瓦尔那”，Varna）一词，其原意恰恰是“肤色”，在印度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中，雅利安人自称是“雅利安瓦尔那”，雅利安人被认为是与波斯人、欧洲人同源的白种人，“雅利安瓦尔那”就是白种人的意思，他们将被征服的当地黑皮肤印度人称为“达斯瓦尔那”，“达斯”意为“奴隶”。所以从起源上说，印度的种姓制与现代欧洲的种族歧视如出一辙，而且比起印度的贱民制来，欧洲的种族歧视甚至会显得相形见绌：印度的种姓制、贱民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残酷至极。
    英国的种族歧视使整个印度民族受到了不公待遇，而印度的种姓制则又使约占人口1／4的贱民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按常理说，就像反对英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一样，甘地也会反对印度的种姓制，但是甘地反对的却并不是印度的种姓制，而是从属于种姓制的不可接触制度即贱民制，他试图废除种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废除种姓制，因此在甘地看来，种姓制的存在有其正当性，但贱民制却在毁坏这种正当性，如此便出现了甘地式的关于种姓制和贱民制的矛盾思想：“贱民阶级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净化。”
    针对甘地的这种说法，后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甘地在种姓制的问题上自相矛盾甚至自欺欺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他反贱民制而不反种姓制实际上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
    在写于1962至1964年间的《幽暗国度》中，奈保尔说：
    “贱民阶级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承认种姓制度的正当性。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把政府的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责任交由不适任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被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信息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透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④
    仔细阅读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至少从言辞上说，奈保尔并不像甘地那样对贱民怀有同情之心，他对贱民实际上是很不放心的，因此，他觉得将政府的职位（公务员）保留给贱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他放心的实际上依然是婆罗门，但他又对婆罗门的失职、服务精神的缺乏和勤劳品质的丧失感到痛心，他认为印度并没有理解甘地的良苦用心，实际上甘地反贱民制而不反对种姓制是使印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有效策略：通过取消贱民制而得到改造种姓制的目的，并最终摧毁各种姓阶级的心态。因此，甘地反对贱民制并不是一种机械行为，并不是要将多少公务员名额分配给贱民这样一个简单的比例问题。但可悲的是，印度却使甘地变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扫工人还是跟以前一样被人轻视、践踏。”这有点像是中国成语买椟还珠所表明的意义，甘地清扫厕所的行为就像是制作了一个华贵的匣子，这种行为所寓含的意义是无价的珍珠，但印度人从甘地那里学到的却恰恰是无意义的、象征性的仪式，至今他留给印度的只是一个崇高而缥缈的名字，在当代印度社会中，虽然他还是不断被人提起，但他对印度现实生活似乎早已没有任何意义。奈保尔不无悲哀地说，是“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信息，则无关紧要。”⑤ 在《幽暗国度》一书中，奈保尔对不卫生的印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写，其用意实际上并不在于揭露印度的丑陋、阴暗，而更多、更深的意义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甘地数十年前的良苦用心。
    在奈保尔看来，甘地在印度现代历史上的成功之处是调动起了整个印度作为一个民族的力量，他所以反对贱民制而不反对种姓制，是因为这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在甘地之前，印度人没有真正的种族意识，是甘地首先使印度人在这方面的意识真正觉醒，正是种族意识的觉醒和实践使印度摆脱了殖民统治。
    从甘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可以发现，他一方面针对英殖民统治开展“不合作运动”，另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反对贱民制，前者可以说是抵御外来力量，后者则是印度自身的完善。这是印度自治运动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1920年8月，甘地发动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数月之内，这一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与此同时，甘地于1921年宣传社会改革，主要内容便是如何解决贱民制问题。1925年，甘地开展抵制洋货运动的同时，大力宣传废除贱民制。1932年，他为抵制殖民统治者关于贱民阶级的选举法而绝食七天，最终迫使殖民政府修改选举法案。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寺庙均为贱民开放，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一时转变为要求废除贱民制的运动。此后，甘地还进行过多次绝食，不是针对英殖民主义，便是要求取消贱民制。1933年，甘地创办《哈里真》周刊，“哈里”是印度教大神的称号，“哈里真”意为“神（上帝）的子民”，是甘地对贱民的尊称，一方面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哈里真运动。1941年12月，甘地发表“建设纲领”，就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团结、取消贱民制、农村问题、教育问题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提出一系列设想，他将贱民制的取消与整个国家的建设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印度独立后依然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