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先是欧洲塞法迪犹太人来华经商办实业，接着是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恶浪和内战来华谋生，后来又有大批犹太难民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到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已达4-5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所有在华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除香港、台湾外，中国境内老的犹太社团和聚居点已不复存在。
    西方一些著述在提到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和1966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时，总是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们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而且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又带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偏见。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指出，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有人提及，更无人对此作系统研究。令人高兴的是，当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犹太人又回到了中国，今日中国各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本文拟就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的整体发展历程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
    一、战后初期部分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
    1.欧洲犹太难民离开避难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首先离去的当然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感谢上海这个“诺亚方舟”使自己免遭纳粹毒手，但他们毕竟只是把上海看作临时避难地，并无长期居留下去的思想准备。一俟世界各地硝烟散尽，和平恢复，他们便着手去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园。此外，他们大都有家属和亲友没能逃离欧洲或逃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战争一结束，他们便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这也是他们在战后急于离开上海的一个原因。有关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上海的具体统计数字难以找到，但我们将手头掌握的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可得出如下不完全的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为3000-4000人，1947年约为8000-9000人，1948年为5000人左右，1949年约为5000-6000人，19.50年为2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000人上下。也就是说，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约为25000-28000人，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①。关于离沪欧洲犹太难民的去向，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也有一些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了欧洲。目前有据可查的最大一批离沪返德的犹太难民是1947年8月21日抵达柏林的295名左翼人士及其家属，其中包括后来的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汉斯·柯尼希等人。1997年8月21日，他们曾在柏林集合纪念犹太难民从上海返回柏林50周年，笔者之一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据参加活动的原居沪犹太人估计，当时回到德、奥等欧洲国家的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不会超过千人。
    从以上事实看，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主要是出于他们自身寻求家园和团聚的需求。当然，中国内战爆发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对他们决定离去有一定影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并非主要原因。
    2.部分俄国犹太人的离去。1946年后中国内战爆发使俄国犹太人中不少人希望长期居留中国的希望破灭，因此一些俄犹，特别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便也随着欧洲犹太难民离去的潮流移居北美、澳洲等地。到1948年，由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一批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也被迫离去，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回到苏联，大多数人还是移居到了其它国家。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派领事官员摩西·尤瓦尔（Moshe Yuval）来上海，向上海犹太人发放了7000余份赴以签证，实际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约有4000-5000人②，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但也有不少俄国犹太人。前“满洲国”境内俄犹的遭遇又颇为奇特。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此后不少俄犹便已丧失了中立国侨民的礼遇，处在日军占领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自知大势已去的日寇遂对一些苏联公民下了毒手，其中包括不少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如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于8月9日逮捕了18名“内控”的苏侨，其中就有12人是犹太人，他们全部被杀害③。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俄犹是欢迎苏联红军进驻的。但苏联红军进占了东北一些大城市后，又逮捕了一些俄犹领袖，指控他们与日军占领当局勾结。如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人A.考夫曼，便被逮捕并押往苏联，罪名是反苏和从事间谍活动。这些事态剧变是东北地区一些俄犹离去的原因，这与关内的情况又有不同。不过，由于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快在东北占了上风，哈尔滨、大连等城市解放都比较早，因此，后来内战愈演愈烈及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对东北俄犹的影响又要比关内小得多。不少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犹更是利用这有利时机经商办实业，有的还成了“苏联专家”。
    总体来看，战后这几年虽有部分俄犹因种种原因离去了，但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原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国犹太人中的多数仍然没有离去。如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哈尔滨约有俄犹2000人，到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仍有1600名俄犹在该市，离开的只占20％④。
    3.塞法迪犹商集团的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法迪犹商一度曾大量购进日本留下来的产业和物资，冀图在上海等地东山再起，但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大撤退。主要原因是：（1）战时英、美已与中国政府签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因此英籍犹商不再享有战前的种种有利因素。连维克多·沙逊也承认：“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成过去，……今后外国人只能从旁协助……企业要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来经营了。”⑤ （2）战后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内战，国内形势动荡，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此后国民党政府将要倒台，一个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形势已日趋明朗，这就使作为英商财团一部分的塞法迪犹商财团在中国再图进取的可能性化为乌有。1946年后塞法迪犹商财团开始将财产转移出上海，将业务重点转向香港。沙逊集团便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额亦改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尽量压缩上海的业务；作为沙逊集团之核心企业，新沙逊洋行总部也被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出售房地产和股票，逐步抽走资金。在伊利·嘉道理去世后由其长子劳伦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执掌大权的嘉道理集团也收缩上海的业务、将经营中心转移到香港。到1948年，塞法迪犹商集团开始全面大撤退，将所有在上海的动产和不动产悉数抛售，终于退出了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到上世纪50年代初，包括塞法迪犹商、俄裔犹商和其他犹商在内的犹商财团在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业活动均告结束，其在华资产大部撤到香港，反倒使香港的犹太社团更趋兴盛。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犹太财团从香港出发对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拓展，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后，又以犹资退回其出发点香港而告终。
    从上述情况看，导致塞法迪犹商撤离的原因中的确有意识形态因素，但关键还在于它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政策依托和经济氛围。实际上，同一意识形态指导的政府是可以奉行不同的政策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大批犹商又回来经商投资的原因了。